已经是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在学校里，学校的课很松散，我总是旷课或者早退回寝室看书。有的时候也窝在小方桌上写我的小说。寝室里有暖气，那种气温既适合看书，也适合写作，更适合边看书边写作。窗外有好几棵粗大的杨树，树干上斑斑驳驳的结着瘤子，像那些饱经风霜命运凄惨的老人们的脸。风声很大，把松松垮垮的玻璃窗扯的哗哗直响。我常常在写到一半的时候搁下手里的笔，一个人来到外面的那条大街上吃点东西，顺便喝点酒。这样的习惯已经维持了两年。
这天的风不是很大，却很冷，是初冬特有的寒风，带着对深秋的深深的回味就那样撞到了我的脸上。我常去的这条街叫破街，是师大小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每到下课的时候，这里就聚集了很多师大的学生，像赶集一样。每家店铺的生意都很火，用不着拉客叫卖，就常常能爆满。破街分两头，靠近学校的一段是北头，路口连着学校外面的马路，生意红得发紫。南头却有些萧条，往里往右拐就是东西方向的一条人际罕至的小街道，有很多买小吃的铺子。我常常去喝酒的是一家做羊肉板面的小摊子。老板是周口人，憨直厚道，没有生意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一起喝酒。有时我请他，有时他请我，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我感觉通过他我好象和真实的生活有了一种亲密的接触。很多同学都觉得我的行为莫名其妙，跑那么远的路只是去一家小饭铺。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对于那些整天带着女朋友光顾高档饭店的男生来说，这个地方他们可能一辈子也难得来一次的。小店外面有一个盗版书摊，每次喝完酒我就到书摊上看书，看到中意的就买下来。书摊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妇，整天瑟缩在厚厚的羽绒服里，和那些卖水果的老农一样的神情。我常常留意到他们的眼神是那样的相似，空洞，迷离，永远只有一个样子，昭示着相似的命运。我在他们的视线里仅仅是一个过客，他们在我的视线了却有另外的含义，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这次我却和书摊老板吵架了。刚喝了点酒，来到他家的书摊上拿到了一本厚厚的《说文解字》，清代修订的版本，却是胶粘的，往中间轻轻翻上一下就断开了。男老板一反平时的和蔼，嚷嚷着让我掏三十元把书拿走。我一下子呆住了，就照直说，这是盗版的并且是胶粘的，我买回去看不了几天就散架了。女人不依不饶，当街朝我嚷嚷。想了想，还是算了，以前我妈妈也是摆地摊卖服装的，整天风吹日晒的不容易，于是掏出五元钱说，这五元钱足可以买一瓶好胶，书我不要了。没想到刚走几步，女人就在背后大声嚷嚷说三道四的。我反感极了，趁着酒劲转身冲她骂了一句——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离开书摊在大街上闲逛了一会儿，却怎么也找不到平时的畅快，心上像是压了块大大的石头。走着走着心里酸酸的，泪水却不知道何时淌来下来，不知为什么，我最后那句话好象是刺在了自己身上。也许是她那个眼神，失落的眼神，我记起来的，就是那个失落的眼神像一把坚硬的铁锤把我们之间一样异常珍贵的东西打碎了。这样的伤心，我从来没有过，但确是如此真实。一句自卫的言语，却没有使我尝到伤害的快感，反而使我有了某种更为深刻的失落。我看到她分明的往后退了一步，那一步像是一条无法逾越的深深的口子，能把这些年来的某些珍贵的热情统统吸食掉。而某些热情是在童年的时代就深深植根在我的灵魂里的，仿佛来自一个童谣或者就是来自一个最为单纯的童话。
现在坐在温暖的卧室里，年已经过了，再度想起不久前的这件事情心里还是会泛起阵阵悲切。在网上又搜索到了前些日子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研究生和一个开黑车的出租车老板的论战。看到了很多社会下层人士对知识分子脱离劳动人民的批评。那些言语使我如坐针毡。我分明还记得，我对书摊老板的威胁——信不信我把你们的事迹写成故事贴的满街都是。我是在运用一种叫做“话语权”的东西呵！可我真的有话语权吗？总感觉有些自欺欺人……写到这里，另一件陈年老事也想说说——

以前我是学新闻传播的。记得在大二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让我出去自由采访。正值“两会”期间，我们组一行四人来到了市政府所在地——人民广场。走进宽敞的广场的时候，劈头便是些密密麻麻静坐着的残疾人。我们敏感的觉察到里面有东西，一个女生眼疾手快抓拍了几个镜头。立即有三个保安赶上来把我们围住，说让我们把照相机交出来。我们三个男生机智地给女生开出一条路，她机灵的跑了。我们挡在那里，防止保安追上去，几乎要打起来。这时一个拄拐的老太太替我们解围，过来说，积点德吧，他们一群孩子来这里玩的。保安骂了几句就走了。我们先退了出来，后来大家商量由我作为代表采访这些上访的残疾人。我把外衣脱掉，以避免显眼，尽量自然的走到人群当中。先问的是一个老大爷，他笑而不语地走开了。后来我来到一辆停着的三轮车客车上，说明来意，老大妈热情地让我坐在座位上。接着很多人围了上来，我赶紧说，不要围过来，你们派个代表过来给我说，照片我们已经拍下来了，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事情的始末，会报道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我居然冒充起了大河报记者说是接到电话专程赶来的。原来是政府建办公大楼占用了这些人做生意的地方。当初政府许诺给他们每人五千元的补偿，可是很多年了，一分钱也没有见。这些都是残疾人，家里都有孩子在上学，劳力缺乏，基本上是靠开机动三轮车过活。我听了之后义气地说，这个事情会解决的，等着吧。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为大气磅礴的一句话了。离开现场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了自己的冲动和幼稚，同时也为自己有这样出色的撒谎本领而感到羞耻。良心迫使我尽快把照片和文字发出去。没想到第一次筛选，指导老师就把我们的这些照片给去掉了，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把底片要了又重新洗了几张，连同文字一起投了出去，也如同石沉大海。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心一定要摆正良心给真真正正的老百姓写东西。阴错阳差，我放弃了记者的职业方向，但心中的那股曾经汹涌过的正气却始终不熄。我还记得他们钦佩和信任的目光，那种感觉真的使我这个初次采访的年轻人心醉神迷。原来责任感也是如此的迷人。但现实总是残酷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法则和游戏规则。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年的辛苦奔波，这些年的崎岖心路使我的性情改变了。每当在大街上看到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