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一九七八年，仿佛春天比哪年都早，桃花也比哪年都艳。我家屋后的那株老苦楝树上的喜雀总是“喳喳”叫个不停。母亲说：“鸦雀叫，喜事到！”
果然喜事连连。我收到了凉山农校的录取通知书，成了这个小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学校的人。父亲说：“应该双喜才好！”于是，为我订了一门亲事。
在我的心还沉浸在蜜样滋味中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是响在十二月的春雷，这是早春的雨露，它震醒滋润了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国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人们不再高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了，经济建设被摆到了重要位置。
第二年，我们那个生产队分成了两个作业小组，实行了“定工定人定地定产定奖惩”的生产责任制。这一年，我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分到了钱，没有成为倒补户了。也就在这一年，女友家的地主帽子被摘掉了，终于可以抬起头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在接连不断的喜事中，我踏上了工作岗位，被分配到了会东县的黄坪乡。这是一个山高坡陡、贫穷而又落后的偏僻山乡。不通公路不通电，贫穷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最穷的一个生产队，每个工日值才八分钱，最富的也不过是两三角钱。要在今天，谁相信？
我将这里的贫穷、偏僻落后，如实写信告诉了女友。不几月，女友来信了，要我回家去办理退婚手续。
我想不明白是为什么，更弄不清楚是哪方面得罪了她。回家后才知道，原来是她姐姐介绍她认识了我家河对岸不远处的那个村支书的儿子。人家的条件可好啦，三转一响，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对于这样的人家，在那个年代，哪个女孩不动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农村经济体制在不断改革，逐步打破了吃“大锅饭”的格局。分组作业、包工到组、包产到组、责任到人等多种生产责任制应运而生。最后全面推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那一年——一九八二年，我清楚地记得，农民们从生产队承包到土地后，夜晚，借着月光仍在地里劳作，有的人家甚至用大筛子慢慢筛去地里的石头。那个激动的样子啊，让人无法形容！
两年后，我再到那个每个工日值只有八分钱的村子去，一看，变了，跟过去大不一样了！热情的农家再不用为来客没有盐吃，没有东西款待犯难了，家家桌上有酒有肉有笑声。在那个村子我做了近半个月的客，充分感受了山区农村的巨变和农家的热情。
八八年后，当初我们一起分来的同学大都调回了县农业局。大家住在一栋土木结构的老式楼板房里。在这栋楼里，只有谢大姐家有电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这都还是她在自贡的兄弟赠送的。因此，大家将这栋楼戏称为“贫民窟”。当时虽然只能收到中央一、二台的节目，但还是兴味浓浓，每天晚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聚到谢大姐家看电视。
后来，我家也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吃过晚饭后，一家三口坐在电视跟前，别提有多惬意了！只是这十来个平方的屋子既是寝室，又是厨房客厅的，显得太过凌乱拥挤，来个客人都没有坐处。
进入九十年代后，农村有了很大变化，广大农民基本上走过贫困线，跨越了温饱线。但就在这时，伸向农民“要钱”的大手多起来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款项，就像一个巨大的肿瘤压在农民的背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父亲告诉我，我家一年就要交好几千块说不出名目来的款项，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已经欠下信用社不少的贷款了。父亲还告诉我，我的堂兄就是因交不起那名目繁多的款项，猪也被乡上催款队的拖走了，粮也被背了，人还被打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不堪承受的重负下，农民被逼自杀轻生的恶性案件在全国各地屡屡发生，干群关系严重恶化。在不少地方还上演了农民围攻乡政府，甚至县政府的恶性事件。
因农民负担而引发的恶性案件，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不少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三令五申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但是，各级各部门伸向农民“要钱”的大手依然如故，压在农民背上的那个肿瘤仍在不断恶化。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城市改革也拉开了序幕。国有企业的转体改制，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精简人员，精简岗位……“下岗”、“下海”、“末位淘汰”……若干新名词不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
在改革的浪潮中有忧也有喜。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工资涨了，由过去的每月几十元增到了几百元，还购得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结束了“贫民窟”的拥挤日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一九九八年，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了。虽然续签了合同，并将承包期延长为三十年，但是，农民们并没有像当初包干到户时那样高兴，有不少人家甚至撂下土地举家外出打工。
进入二十一世纪，“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继减免乡镇统筹提留款后，又减免了农业税，发放了种粮补助，还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减免了中小学生的学杂费用。
谁不说这是几千来闻所未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变了，一切都变了！农村变了，城市变了，越来越迷人了！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能也变了，由过去的催粮催款变成了指导农民发展经济，搞好生产。乡干部在农民的眼里不再是“棒老二”，而是致富的助手和参谋了。和乐如一家人的干群关系又回来了！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不仅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改革之初的70元达到了二00七年的4140元，我的工资也由八0年参加工作时的每月42。50元涨到了1600多元；住进了140多平方米的宽敞楼房；有了冰箱、彩电、VCD，还购买了电脑……
站在“二00八”上，回望走过的这三十年，我心激动难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