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喜欢隐逸，做官不顺的时候就跑到了终南山。在终南山看山、看树、养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风两袖、不闻世事的生活。清幽、飘逸、旷达，开拓了中国士人隐逸的至高，完成了古代文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似的自我道德完善，完成了一个士人从物质到精神的“摆渡。”
竹林七贤喜欢隐逸，在东汉末年那个宦官外戚争权，王室失势，党锢祸起的非常时期，置黑暗现实、民不聊生于不顾，栖神竹林，放情肆志，酣歌纵酒，风流自赏，硬是把中国士人的隐逸之风推到了一个竞尚浮诞、驰骋玄理、专事清淡的空前绝后的境地。
宋·林逋也喜欢隐逸，终生蜗居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孤山，于一片山清水秀、湖水环带之间，与“梅妻鹤子”共舞，在一派“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情画意中追求着自己的精神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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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士人很多都喜欢隐逸，喜欢在“芦花被下，卧雪眠云”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在“竹叶杯中，吟风弄月”中找到灵魂的出口。
隐逸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对古代中国的人格理想、处世哲学、价值追求以及审美文化心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产生了以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为代表的一大批隐逸者，占据着中国古文化史上独特的一页。从文化渊源上说，支撑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都有归隐的理想，以至于深深地影响到后人。春秋乱世之际，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乱世治国思想，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然他在失望之余也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庄子因痛心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愤慨于统治者的虚伪与卑劣，敝屣权势，鄙夷当政，多次拒绝统治者的约请。主张“道法自然”，追求“小国寡民”，身先士卒地做了避世全身而退的隐士。先秦隐逸之风盛行，儒、道两家“功不可没”，从理论上奠定了中国传统隐逸的基石。
中国古之隐逸者大都享有很高的声誉，通常被认为圣贤。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大概就是最早的圣贤；楚接舆、建安七才子也是圣贤，诸葛亮、张良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备受推崇。
追溯古士人的隐逸之风，大都因对时事、政治不满，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失望所致，由个人在政治上的不得志开始。除极少数是真正的看破红尘，甘心避世以外，大多隐逸者不过是一种故作姿态、附庸风雅、沽名钓誉而已。以一种避世的姿态因人注意，从而达到积极入世的目的。
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极端推崇隐逸、遁迹之风，他们不问世事、无论社会，跑道山野去充当隐士，以示自己的清雅、脱俗，超然度外，这种举动，看似高雅与洒脱，实则是对生活、对社会、对生命的一种消极和不负责的态度。而一些隐士其实是一种现实碰壁后的无可奈何，是精神的上一种消极退让。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或向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明代的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所以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所以。这种归隐从本质来说，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姿态，是一种自我标榜、自我彰显的做派，带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隐逸，这一种奇特的中国古文化现象，是一种以士人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消极避世遁世的弱者心理，是一种现实社会不得志的消极表现，其中带有很大的“作秀”的成分。魏晋遗风，看似“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实则是一种“过度饮酒、醉生梦死、放达出格、有悖常理、清谈误国”的精神虚无和无所事事，而这种清谈误国的风气一直影响和造就了两千年的国人虚无、缥缈与游弋于现实之外的精神状态，使一代又一代的一些文人雅士患着时代的“雅病”。
古人崇尚隐逸，可是，纵观他们的隐逸，除了吟诗作对，清谈阔论，逃避现实以外，他们还能做什么？陶渊明在灵魂找不到出口的情况下，选择了归隐之路。然而，他除了饮酒咏菊、闲散度日之外，又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林逋喜欢隐逸，自己不愿做官，看似高洁、脱俗，可是对后辈作官却不反对。对侄子林宥，他则再三教诲，后来林宥登进士甲科，他十分高兴，曾作《喜侄宥及第》诗一首。有人讥讽他说：“你自己高隐，反教子侄登科，是何道理？”林逋回答说：“非荣非辱，而是因人之性情不同各自相宜，相宜则为荣，不相宜则为辱，我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隐士，只不过性情喜好幽寂罢了，我的侄子自己追求功名，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可见所谓的隐士也还是有世俗之心的。就是在被贬到黄州之后大发“人间有味是清欢”之感慨的苏轼，也不过是没有接到皇帝的一声召唤，而不得不谪居黄州而已。余秋雨先生曾言“自我完善式的道德导致了整体上的不道德。”事实上，消极遁世这种看似自我道德的完善，一直在造就着两千年以来的中国士人阶层的整体道德的不完善。
隐士们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脱离现实社会，遁世山林，固然有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格操守，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固然有着视金钱为粪土、淡泊名利、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但是，一个社会人、自然人身处芸芸众生之间，“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也还是应该有一点的；“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还是应该有一点的。而且，遁世隐居、摒弃社会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人在现实的碰壁之后的不得已的选择而已。与高尚无关、与洁雅无葛。人处于社会，甘于清贫、不为世俗所蒙蔽的态度固然可敬，然，消极的逃避、出世的处世态度却也是不敢恭维的。就是陶潜，陶渊明者；郑燮，郑板桥者，也是在现实碰壁后的不得已的归隐和难得糊涂的吧（郑做官可是一点也不糊涂的啊）？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此等隐士不过是以退为进，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以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已。
积极的人生应该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无论社会怎样的变革，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于淡泊之中不宁志，于清静之中不游离于现实社会也许才是真正的积极意义上的处世立世之道，也才真正的具备“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