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从警校毕业分配在女子监狱，转眼已过去8年的时光，这8年我一直与女性罪犯打交道，从事基层女犯的管理。每天我穿着制服从那暗灰色的高墙进进出出，回望那铁栅栏里期待自由的眼神，心灵深处便有一种如裂帛般细微的隐痛在弥散。
我还记得那个会画画的叫孙艳丽的女犯，她在病床上为我亲手做的那个书签，以浅粉色的碎花为底色，上面是月光下被拉长的手搀手的两个人的背影。
孙艳丽是1978年出生的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没有读过一天书。有一次，她问我，孟警官，有没有人姓‘六’？我说，没听说。她眨巴着眼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没有听说过，——那这个字是怎么念？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她弟弟给她的信。原来事一个写得分散的“卞”字。信上说的是他弟弟新交一个女朋友，叫卞小娜。
孙艳丽有些担忧地说，他那么小就谈恋爱，不是在走我的老路吗？我说，那也未必。你安心改造，早点回家。孙艳丽停顿了一下说，感情是最伤人的，——太小了，什么都不懂。
孙艳丽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被害人是她男朋友，那个男的先是强暴了孙艳丽，孙艳丽基于“从一而终”的思想，只好做他女朋友，但是对他也是实心实意的。而那男的是个街头小混混，多次将孙艳丽当暗娼介绍给嫖客，开始孙艳丽以为是生活所迫一再地原谅他，后来发现，那个男的用她卖淫的钱又去找小姐。愤怒之下，孙艳丽将他杀死。
孙艳丽和其他类似犯罪的女犯一样，刚来的时候，很容易暴怒，或不顾场合大声哭泣，显得对生命的决绝。但是渐渐熟悉监狱生活和民警的教育后，她们对民警会产生依赖，就像亲人那样。
说到回家，孙艳丽便会露出很怅然的表情，仿佛那是一个遥远的将来。她说，改判下来19年，——再过19年，我都40多岁了。
但孙艳丽很快就出狱了。她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很严重的妇科病，后来被查出有子宫颈癌，然后保外就医回家，之后不久她就死了，才27岁。那个给她写信的弟弟后来专门到我们监狱来找我，给我孙艳丽在死之前给我做的那个书签，她说，女子监狱是她在世间最安宁的一段时光，她永远记得我的好。我当时心里一阵阵难受，——永远！而我对她没有更多的照顾。现在她每次用蘸了水的梳子将短发梳得很服帖的样子和那年轻的纯净的眼睛，还会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一切恍若如梦。
相比男犯，人们往往更瞧不起女犯，这与中国千年以来的传统道德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说她们脏，她们恶，其实如果从人的角度去解析女犯，她们却恰恰是单纯的，无知的，重情义的。只是在面对人生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她们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她们试图用一种伤来惩罚另一种伤，而结果，那个伤得最重的却是自己。
结果没有发生的时候，她以为自己极端的偏执的行为是表达她那一刻感情的最好方式；结果发生的时候，她又如孩子般茫然无措，只好眼睁睁地等待法律的制或如掩耳盗铃般地拼死抵赖，试图逃脱法网。可是不管怎样，她们很善良，有时候，她们会用种种邪恶的行为掩盖她们自己也没有觉察的善，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深入地了解她们，你会感到，她们比常人更加珍惜人性中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