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经历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赶美超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豪迈口号尚在耳畔回响，国人就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
粮食不再敞开肚皮吃了，开始实行计划供应。鱼肉、蛋禽、副食品，甚至包括糖果都严重短缺。城市居民还好一些，发放的票证物品还能供应，但配给甚少，吃不饱，饿不死，人们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我才十岁出头，最小的妹妹刚满四岁，都是肚子能吃、嘴巴最“馋”的年龄，每天的两稀一干，稀的能照见人影，干的也只是一团干饭，主副食不够，主妇们就用山芋（红薯）（一斤粮票可购七斤）、胡萝卜充数，顿顿缺油少荤。不到点肚子就开始叫了，嘴里都淡出鸟味来了。
夏天，我们四个眼巴巴地在路口等着我奶奶下班，眼睛却紧盯着她手上提着的用手帕包得严严实实的搪瓷杯，杯子里盛的是厂里发给职工降温的“橘子水”（用色素与水调成）。她舍不得喝，在工友面前最多放唇边沾一下，然后背着人悄悄地倒进搪瓷杯带回家。
少不更事我们不懂奶奶的心，当即兴高采烈地分着喝了，嘴里还故意咂出声响，惹得邻居小孩哈喇子都流了出来，我奶奶则在一旁慈爱地看着。
一天早晨，我奶奶上班，见厂门口几个工友围着一小贩砍价，小贩脚下放着几颗咸鸭蛋，五元一颗绝不还价，饥荒年头这东西也成了稀罕货。有人摸出钱来犹豫了半天，又放了回去。我奶奶分开众人挤了进去，对小贩说，包好，我全要了，随即摸出钱包把昨天刚发的工资悉数付给小贩。围观的人群一阵哗然，看不出这小脚老太太出手倒是阔绰，这么贵的东西买个一两颗倒也算了，哪有这么买的。有认识的工友一边打着招呼，一边问，给谁吃呀，这么贵，你倒是舍得。给我孙子，我奶奶嘴里崩出一句话，头都没抬。正好有下夜班的邻居，就把这几颗咸鸭蛋托付她捎回家。
晚上下班回家，才知道上当了，几颗鸭蛋全部是坏蛋！
我奶奶叹了口气对我说，本想让你们解解馋，谁知人心也有和这鸭蛋一样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妈，不知为啥，你婆婆这个月在厂里吃午饭光吃干饭不买菜。我心里透亮，鼻子却是酸酸的。
五元钱，在那个年代是个什么概念？我有个堂叔，那时正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教（后来平反了），干的是重体力活，还有管教在监督，偷不得懒。一天一两粮食都吃不上，瘦得皮包骨，看看快要撑不下去了，不累死也要饿死。他偷偷给我爸写了封信，央求寄点钱给他，我爸二话没说，寄了五元钱，让他度过了难关。
几十年后，八十岁的堂叔每每和我们说起这件事，总是涕泪交加，说是我爸救了他一条命，一起干活的人就有不少干着干着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没有那五元钱，恐怕他捱不到今天。
打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木制的米桶，腰鼓形，中间大，两头小，可盛米百斤上下，估计年代久远了，木桶的原色已经斑驳辨认不清。米桶的米从来就没有缺过，吃一点我奶奶就催着我妈添一点，米放久了会生虫，遇上大太阳的天全部倒出来晾晒。我奶奶说，那是饿怕了，以前最怕的就是米缸见底，见底了还买不起，一家人跟着挨饿。再说丰年还要防歉年哩，人活在世上说不清，保不准那天没粮了。实行粮食定量时，桶里正好有满满一桶米，就是靠着这桶米，帮助我们家顺利度过了困难时期。
1962年春节前后，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会议，对过去的三年进行总结，会上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5月，我奶奶从工作了几十年的工厂里退休了，是坐着三轮车回来的，车间里还有一位干部陪着她，《光荣退休》的镜框高高地挂在堂屋的正面墙上，一挂就是三十几年。
那一年的夏天，我考取了一所重点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