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叶永烈不少书，如关于“四人帮”的传记。读过之后，佩服作家掌握那么多资料、了解那么多事情。读过他的新书《出没风波里》后才知道他是下了一大番功夫的，也就是说每写一部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在占有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
叶永烈是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从二十岁写《十万个为什么》始，近五十年来写了一大批作品。主要作品有《小灵通漫游未来》、《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派始末》、《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阵伯达传》、《１９７８：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等。从这些书你就可感到叶永烈是个特殊的作家。他的书大都是纪实文学、历史小说。
作家的风格是不同的，也就是所谓“派”。写历史体裁的作家也有一大帮，如权延赤，而像叶永烈如此专注者不是太多。他就像金庸写武侠小说、琼瑶写言情小说一样，写出一道亮丽的风景，撑起一片天地。《出没风波里》这本书虽然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但我感到它是写采访事宜、创作体会的书。该书四章写了四个区域人物的采访与写作。一是北京的人物。二是上海的人物。三是右派人物。四是“文革”人物。读完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作家的责任与眼光，二是作家的态度与作风。
叶永烈之所以写这些事这些人，我认为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的责任感使然。就他的文笔来说，如果去写言情小说、写武打小说、写其他小说，照样会大红大紫的。他写了几十年，没有往这方面下笔，而是执著地写他的选题。也许他暴冷门，写别人所未写，正如他说“我选择传主的三项原则：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二是透过传主可以折射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历史；三是没有人写过。”从这三点看无不透着他的历史责任感。叶永烈在他的《浩劫》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指审判‘四人帮’——笔者加）。一边看，我一边做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慑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但是，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化大革命’资料也需要时间。我细读了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调阅了四百八十五吨纳粹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才写成，他的严谨的工作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作者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作者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这就是作家的责任。一些事件、一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被封尘着，后来人也许不会提起他们，或压根就不知道。作家如实地把它记录下来，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贡献，也是对后人的一种交待。人不能忘记历史。叶永烈选择了这个题材，是极具眼光的。他选择了这个题材，从另一角度说，这种题材也选择了他。在写这些事和人方面，叶永烈堪称大手笔、大家。
叶永烈选对了路，走的也非常坚定。大有抱定青山不放松之精神。笔耕本身就不是什么轻松事。写这类的书更是不容易的。如果胡编乱造，也许不费事。但，要真实地记录历史、记录人物，特别是写那些涉“禁”的事件与人物，是不容易的。要把事件搞清楚，把人写真实，不去了解，在家里当个“坐家”是不行的。我敬佩叶永烈的另一方面就是他求实的写作态度。可以说，叶永烈的每一部书都是花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经过了深入采访后的结晶。从《出没风波里》中的５２篇文章题目上就可知，如“访张闻天夫人刘英”、“澄清傅雷夫妇死因”、“寻找‘戴大口罩的姑娘’”、“闯进‘极右禁区’”、“寻找‘炮打张春桥’主炮手”、“几度寻访‘江青保姆’秦桂贞”、“三访张耀祠将军”、“采访陈伯达的曲折过程”等。如果你看了内容，你就知道叶永烈写这些作品是多么不易啊！为了弄清傅雷夫妇自杀情况，叶永烈采访了当时派出所的民警、傅雷家的保姆、傅雷的邻居，查阅了各有关资料，找到了傅雷夫妇上吊的布条等。为了弄清到底是谁收藏了傅雷的骨灰，叶永烈千辛万苦找了那个不愿露姓名、神秘的女孩。在《采写敏感的马思聪》一文中，叶永烈写到“我像写作科学论文似的，头一步便是查文献。我把许多时间，掷进了图书馆。我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的旧报刊、旧杂志查起，一直查到近年来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关于马思聪的种种报道。”、“当我背着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归来，里面有许许多多复印的资料，有一盒又一盒的采访录音磁带，厚厚的采访笔记本。我是瘸着腿走进家门的，因为紧张的采访，使我的双脚各磨起了一个比象棋子还大的水泡。”１９９５年香港的《明报月刊》对叶永烈的书《反右派始末》推介说：“大陆作家叶永烈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以罕见的内部文件、书信和发言等资料，对大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报道。”１９９６年，香港的蒲锋以《不可不知反右派》为题写书评说：“叶书的优点是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他既访问了不少在世的重要当事人，当事人死了便访问他们的至亲好友，了解每个当事人的背景和被划为右派之后的经历。另一方面又接触到当年的原始文献，包括右派的言论和中共内部的反右派指示，能基本上勾画出当年事件的本来面貌，揭露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读了《出没风波里》一书，又让产生了不少感想。“风波”是作家的选题，“出没”是他的辛苦。但“出没”二字也给人启示。这就是我为何把本文的题目安上“勇猎”两个字的原因。“勇猎”就是勇敢地猎取、收取。一个作家没有这种精神是难以写出好作品的。叶永烈善于“勇猎”，就有了“猎物”。也许有些人不爱看叶永烈的书，但从写作这一角度讲，猎之必要，猎之可取。猎就是一种探索、寻求，是一种“走”。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边走边写》。我的一本散文集也叫《边走边写》。只所以这样，我觉得，“走”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读万卷书、交八方友、行万里路，都是走，心灵的走和身体的走。余秋雨的《出走十五年》、《文化苦旅》两书，一“走”一“旅”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余秋雨不游走世界各地去考察，说不定他是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