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命题，宽泛地让人寂寞，深沉地让人窒息。
习惯性地，父亲又打来电话，独子远游，总有些拉不完的家常，道不尽的念想。末了，父亲顿了顿，笑道，门前的柿子黄了，倘若嘴闲，他便捎些给我。却不知牵动了哪根情弦，我突然沉默了，良久，才道了句“天凉加衣，莫要操劳”，父亲说我懂事了，笑呵呵挂断了电话。
电话的盲音突兀而冗长，长短交替，时如我空落似谷，时如我急骤同雨，庞大的精神天国在不断地盈消缩长，时间不再横亘，空间不再邈远，昔年的影像绵绵而起，这一刻还是酸甜腻人，下一刻已是苦辣呛人，掩卷长思，我突然忆起了家乡的一位父辈，那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隅，早已暮色苍苍，踽踽而行。不知是哪一个具体的时间，一夜间涌起了工厂体制的改革，名曰“股份制”，很“时代性”地，属于他们这一中老年龄段的，无股无钱，等待他们的只有提前下岗。时代经济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势力无常，即便是哪怕一泓小小的涟漪，也不肯为弱者荡漾，家庭的重负，子女的沉担，压弯了原本应该挺直的腰板，磨平了原本应该分明的棱角。卖血，成了唯一而又切实的伤药……我的这位父辈，我不忍再次提起，那深藏在笑容下的伤疤，但愿永远消弭，那铭刻在篱墙上的斑驳，但愿此世不复。
我的父辈们，总是最不幸的一代。时代的巨浪将他们高高抛起，却不稳稳接托。总有些无辜的弄潮儿，让波涛吞噬，而剩下的，却再也没有勇气与海浪争雄。
我的姨夫，年轻时下乡插队，每每总是无故落泪，村人都咧嘴大笑，背后道他“城里的娃娃，受不得苦”，可是他们，牧牛的老汉，犁田的男人，喂猪的妇女，可是他们，又何尝懂得，当一个读书人不再读书，当一个文化人不再文化，这一切的一切，将如何可怕？如何窘迫？如何尴尬？一个知青在落泪，整个民族都在啜泣。
然而，八十年代的岁月，却也并非如此从容。十年动乱，注定了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潇洒。
在我记事以来，总似入了一个魔障般的怪圈，周遭所接触的长辈们，几乎都与文化二字无缘，更遑论那高深的启蒙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这些长辈们，却仿佛都同默契了一般，要在我们这一代，开花结果，弥补他们昔年的流觞。并不是所有的星辰，都只在黑夜闪烁，而不报告曙光，并不是所有的温情，都只随风而去，并不驻留心间。他们的愿望和梦想，早已如同星火一般，悄悄地播种燎原，即便这样的星火会让他们愈显憔悴，即便这样的星火会让他们愈加劬劳。
我的父辈们，如今都已沧桑，青春离他们远去，岁月的斑痕却日益彰显。他们不再有强健如昔的体魄，去为我们遮风挡雨，不再有洪亮如故的嗓音，来为我们指点迷津，几十年的重担早已将他们的肩头磨得老茧丛生，几十年的风雨，早已将他们的步履吹得蹒跚不堪，几十年的责任，早已将他们的腰板压得佝偻如弓。造物者的微笑总是那么神秘而可憎，望着他们的攀爬与艰辛，偶尔也会叹息一两声，或许为了上一代人，父辈的父辈，曾几何时，也曾如他们一般艰难盘横，或许为了下一代人，父辈的子辈，用不多时，也会如他们一般重蹈覆辙。

十一月二十日于九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