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人，大抵都不会忘了那些饿肚子的日子。
那时，一个硬劳力一年能分到四百二十斤毛稻谷算是幸运，大多数人只能吃“三百六”。劳力少人口多的户（六人以上）一年到头就靠那一千多斤毛稻子撑肚皮，其艰难之状是可以想见的。我家人多，只有父母和大姐是挣口粮的。所以比起别人，我家的日子更是难熬。记得父亲常说，全家八口人，一个月只能吃到七十多斤大米。
粮食不够，又要活命。我们只能向大自然索取那些不能称为粮食却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春天的时光在诗人眼中或许是绚烂多姿的，但在农家孩子看来，却是一个可以寻觅食物、找到救济的季节。柳树刚刚绽出新芽时，我们就挎着竹篓子去寻觅那并不多见的野菜了。目蓿是我们的首选。它总是随意地长在大路边、山坡下、田埂上。它弯弯曲曲的根茎上挂满品字形的叶子，密密匝匝、蓊蓊郁郁；在枯草伏地，残枝簇拥的环境里，这种绿是逼人眼的。这种野菜的生长规律有点像冬小麦：秋天的种子不经意地落到土里，雨水一泡就生根发芽了。即使遭受严寒冰雪的压迫，也要从黑暗的土壤里挣脱出来，将那鲜嫩的叶片高高擎起。它们往往成团成片的生长看，看上去就像春天的眼睛和落在大地上的一件印花衣衫。如果有的地方土质稍松散一点，那长势就非同寻常了。有风的时候，目蓿就轻摇叶片，像张开的笑脸、舞动的手掌，似跳跃、欢腾，让人一见顿生一种新奇和爱怜。
在一个将要黄昏的时刻。远山衔着最后一丝夕阳，一种玫瑰色的晚霞落到了目蓿的身上；这些植物就多了一份妩媚甚至妖冶。站在落日的余晖里，看那敷了胭脂的叶片儿，幼小的心灵里似乎融进了一缕诗情。其实也只是瞬间的感受，因为眼下要紧的是尽量多地剜起这可爱的小苗，摔掉土粒、杂草后装到竹篓里去。那一天，月光淡淡的。我踏着月色，迎着清风，挎着沉甸甸的竹篓迈进了家门。
祖母就在月光下濯洗那几乎拿不上手的野菜，然后切碎倒进翻着水泡的锅里，让它跟那白花花的大米一起去沸腾了。
目蓿总是有限的，况且剜它的孩子也总是很多。于是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一种叫“猴子屁丫”的野菜。这种植物体形高大，长得壮的，一棵能抵几十棵小目蓿。它的叶片宽大、肥硕，四周呈齿状，茎叶十分脆弱，稍不留神就给碰断了。断了的茎里就流出一些白色的浆液，沾到手上粘乎乎的，用嘴舐一下觉得很苦。我问祖母，这么苦能吃么。祖母却笑着说，苦，总比没有强。听了祖母的话，就对这种野菜多了一些关注，并且时时剜一撮带回家里。祖母又说，这还不够塞个牙缝呢！我便提了竹篓奔向了田野。其实，这种野菜不像目蓿那么好找；贫瘠的土地上很难见到它的身影！于是，我邀上最好的朋友走向了抛荒地、老屋场、拴牛场、粪堆边、梓树下……人迹罕至的去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印。
“猴子屁丫”在人们眼中就是贵妇人。它体态丰满，着一身紫色锦缎；举止泰然、安详，眉宇间隐藏着一种端庄、典雅。它总是傲慢扬起白胖的颈项，懒懒地挥动着浑圆的胳膊，眨着疲惫的眼睛，显出恹恹欲睡的样子。初春雨多，三五天就是一场。在这时，“猴子屁丫”浑身湿漉漉的，齿形的叶片上坠着晶莹的珠子。看到它，总让人作出一些浪漫的想像，就像见到了贵妃出浴、美人垂泪。若不是饥饿难奈、野菜太少，我是不敢操起屠刀毁了这美丽的。其实这般审美是后来慢慢滋生的。那时只是感到剜这种菜很省事：只需几十棵便堆满了篓子，不要半天时间便将祖母吩咐的差事给办妥了。这时，祖母挥挥手，笑着说，一边玩去吧。她却坐下来，一棵接一棵地揪枯叶、除土粒、掐粗根；用清水淘洗干净之后，让它从开水锅里走一趟。等捞到盆里冷却了就捏成团，用利刀从四面向内切。只到切成烟末状才放进锅里。煮好的菜饭白里掺黑、黑里有白，看上去像是一锅耀眼的碎玉。吃的时候，感觉软绵、爽滑，比目蓿的口感更好些。
早春的野菜，比如地米菜（荠菜）、黄花菜、麦拉蔓、黄花苗（蒲公英）都陆续从土里钻出来，长在深沟里的野芹菜也开始抽青了，但因为各家粮食缺口太大，这些东西刚一露头便被人掐走了。但饭里是不能少了“掺货”的，这似乎成了当时农家过日子的定规。在野菜无法保障供给的时候，父亲就下到屋后地窖里提一筐子红薯。但总不敢泼用的，因为它是全家一年里仅次于稻子的口粮，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打它主意的。在这样的景况下，我们除了跋山涉水到更远的地方去寻野菜外，有空就下到旧堰塘的稍子上顺着新荷叶尖尖挖那去年冬天剩下的藕。那是一项需要足够体力和一定技术的劳动：没有体力，翻不动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的泥巴；不识藕路，往往白忙一场。这堰塘我只去过四五回，终因往往弄错藕床的位置而罢休。
于是，有小朋友说，不如到山上溜（在耕过的田里挖）红薯。
那天清早，我就到了一个叫龙王冈的山上。刚挖了几锹，邻村的罗家三兄弟就来制止。
“这儿，我们包了！”
我没作声，跑到离这很远的山头上兀自翻起泥土来。刚抄出一个大红薯，罗家三弟兄又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吼道：“这里也是我们包的，不准你动！”
“你们花钱买了吗？不要太霸道！”
“谁先到，这地儿就是谁的。我们天没亮就来了。”罗家二小子指着我鼻子尖说。
我压住怒火，提起篓子从一片蒿草地穿过，到了山的另一面。在我确信罗家小子们不会再来搔扰后便脱了棉袄、甩开膀子大干起来。或许这是一个好去处，因为没多大功夫，我便从土里挖出了七八个红红的薯子。心里正暗自庆幸时，罗家三个小子饿狼一般地叫嚣着向我扑来。那个罗老二居然扬起铁锹狠狠地朝我的竹篓砍去！
就在这一刻，我心中的一团无名业火突地窜起来，一股忿气从脚根一下子冲到了头顶；身上迸发出一种从未见过的勇气和力量。我操起铁锹就向罗家三兄弟冲去，只听“滋啦”一声，罗老二的棉衣从腰间裂开一道白花花的口子。眨眼功夫，我的铁锹木柄又旋风一般地击到了罗老大的头上。此时，比我还大三个月的罗老三早已吓锝脸色煞白了；嘴里不知说些什么，抱着头惊惶而逃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暴力征服“敌人”的壮举。
现在想来不仅后怕，而且颇感不安，更有些心酸。不仅为罗家兄弟，更为自己。不就是几个红薯吗？不是饥饿的威胁，谁会那么凶霸？不是为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