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监狱，当时以石印糖果包装纸和粘火柴盒为主要生产。我们的管教干事姓叶，他看了我个人档案，认为我有一定知识，可以留在雅安学习糖果包装纸的设计。在入监的第三天，我被分配到荥经人李某某名下当徒弟。李某某，是因荥经五宪叛乱入的监狱。据说，他原是荥经公安局的干部，他有枪。荥经五宪叛乱，他兄弟参加了，盗用了他的枪，杀了一名干部，他受此牵连，被判刑二十年。他在监狱历年表现很好，这时在石印上印糖果包装纸。所谓徒弟，无不过于与他打下手，在石印机上印糖果包装纸。当时的石印机，是人工手摇的机器。一个平板大石头靠手摇动，将石上图案花纹刻印在纸上，这是平板印刷机的原理。石头下面，有一个滚筒和手柄。我们每天晚上印刷，白天睡觉，一天吃一斤三两粮食。摇这样的石头，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靠力气，没有力气，根本无法摇动机器。当然，摇时不是我一人摇，师傅总要帮我一把力。力气大的人，不需要师傅费大力气，可以一下就将版面印出来。我虽然只有二十一岁，但是幼年多病，发育期间，生活受到影响，体力很弱，摇动那石印机就十分困难。每印一版，师傅都得花大力气帮助。每一天规定七百五十版的任务，那是定在师傅头上的。这是每年总评评定犯人表现好坏的标准之一。若是任务完成得好，犯人就成了劳改积极份子，还可以减刑。其他人与李师傅打下手，他是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还曾经创造过一天印九百版的记录。我与他打下手，他除了很费力气，又很不容易完成任务。有两夜，我们才完成六百五十版。这种情况下，他虽然对我内心不满，但只是叹气，没有责怪我一句。不过，他仍然将我的情况反映给了干部。所以，我搞了一个星期石印后，就没有让我继续再摇机器。
这里的另一项生产，是很轻松的活路，那就是为火柴厂粘火柴盒。而我就是这种轻松活路也做不下来。当时规定的任务，每人每天粘六百个火柴盒。手脚快的人，一天可粘一千多个，所以，人家半天就可完成任务，果然很轻松。我的手很笨，每天最多只能粘五百多个，总是完不成任务。而且，我粘的火柴盒不符合标准，不是歪的，就是斜的。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任何一种劳动，都不是简单的事，都得重新学起。
在雅安监狱的第八天，我在晒太阳时，有人拍我的肩膀一下，我车转头来，看见拍我的人，却是一个警察。他是荥经押我去宣判时的那位警察的兄弟，即爱在学校与我辩论的那位警察的兄弟，原来，他两弟兄都是警察。他很关心的问我。“李景福，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我只好说：“说不清楚啊。”“那就好好干吧，争取早日出去。”因为他是关心问讯，我对他就不像对他的哥那样讨厌。我总认为他的哥常常在我面前显威风，毫无一点同学的情谊。不过，有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因为我宣判那一天，是他的哥捆我。开始，显得气势汹汹，后来绳子竟然断了，以后随便缠一下就了事。我一直在想，是否这位同学暗中同情我，没有让我皮肉受苦，难道看守所找不着一根捆人的绳子？绳子断了，他可以另外拿啊。至于怎么一回事，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我在雅安监狱，正是当年劳改队总评的时间。每年，总评时，劳改犯人中，都要弄一些反改造份子来批斗。在雅安监狱，很著名的是二王一姚。这姓姚的并不算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姓王的二位，却是十分有来头的。二王中一男一女。那女的，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妹妹。她自己原来是四川省国大代表，西南区的妇女代表。她对于劳改是特别不满。她说，解放不久，让她坐上一辆吉普车，就到了这地方，没再让她出去。她说对她关押是不合法的。她对管理干部恨之入骨。她爱唱京戏，有干部从她面前经过，就指桑骂槐，骂管理干部狼心狗肺。后来此人调往苗溪。溥仪释放后，写了一本书：《从皇帝到公民》，要犯人学习，她就公开骂溥仪无耻。战犯王陵基被特赦，他也骂其无耻。1965年，她在苗溪时，省上组织一些犯人去参观刘文彩的大邑地主庄园，使其受教育。她说那算不了什么，刘文彩睡的床，根本不如她家的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人死于苗溪。
那位姓王的男的，在雅安监狱以装疯出名。据说，他是四川石棉矿的一个工程师，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二十年徒刑。他说是瞎子，从不参与劳动。人家送饭来，他就吃，不送来就不吃。每顿饭，一颗一颗地数来吃，直到下一顿饭给他送去，他似乎上一顿的还没吃完。有人将落在地下的饭菜给他吃，他也一样吃下去。只有干部说他是装的，多次弄他出来批斗，他总不开一声腔。二十年后，他平了反，人们才知，他是曾经留学德国的，能懂六个国家语言的高级知识份子。可惜，他的才华，被埋没在劳改队。
这里，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女性。她是湖南省国大代表，当时已近七十岁。她一人住在监狱的独居室。据她说，解放前的小学课本上，就有她写的课文。据说，她在雅安监狱有一年总评，没有通过，说她以反动思想影响其他人改造，就关她进了独居室。以后，政府说放她出来，她却不愿意离开那地方。她说那里清静好修行，也不会对其他犯人造成影响。我在那里时，因我的衣服破了需要缝补，众人说她那里有针线，要我去找她，我去找她，她却帮我补了，我对她表示感谢。
我在雅安监狱，只呆了二十多天，就被调往名山农场。那天，由两个武装押着我去名山。在车站等车时，遇见了与我母亲同一生产队的曾姆姆。她看我可怜的样子，就要给我五角钱，我坚决不接受。武装却说：“你初劳改，这钱还是有用的。”武装要我接受下来，我只好将钱收了。果然，我到名山以后，没有碗吃饭，就靠这五角钱买了个大碗。这件事，我一辈子都记着她的恩德。我出狱后，专门买东西去看过她，表示感谢。她逝世时，我专门为她送了花圈。在雅安的这些日子，就是初为囚徒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