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1974年春天，大桥终于修完，三百多人回到基建队，基建队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人。这时，有许多人调往金龙山十队，我却留在基建队，直到离开劳改队为止。以后的日子，基建队多次调人走，都没有调我。有人说，是因为管教胥某某是我的同乡，所以我没有被调走。这一点，其内部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白。当时基建队有三个管教，他只负责大桥工地，基建队的主要管教姓赖，才是有权力的。
在调去金龙山的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与我在八队同一小组劳改，以后同调往大桥工地的李某某。他是沪州人，从小很聪明，十六岁进大学，十七岁成右派，因此判刑五年，在川康石棉矿劳改。1963年满刑，在石棉矿就业。文化大革命前，他与人合作，写了一个剧本，在石棉矿批准演出。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说那剧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歌功颂德的作品，主创人员，经多次批斗，被迫害致死，他却被加刑七年，送往苗溪改造。1972年刑满，与我一起调住大桥工地。这一次，他被调往金龙山。1975年，他获准了第一次请探亲假回家。他在家写好了《献国策》，就抱着一死的决心，去到北京，准备在天安门张贴。据说，文章惊动了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曾暗暗说：“这小伙子有胆量，说出了我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据说，这事报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处，邓小平批示，由最高法院判他二十年徒刑，保住了他的性命。当时，北京通知四川去带人，苗溪去了三个干部，省公安厅去了三个干部，共六个人带他回四川。
回到苗溪，他被关入小监。他认定必然被枪毙，就用针刺心脏自杀。幸亏刺偏一点，并被即时发现，给他动了手术，将针取出，他没有死。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讯，判了他的死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法院回答，此人已判二十年徒刑，不必再判。于是，他被送往雅安172厂改造。粉碎四人帮后，高级法院主动给他平反，此人被《党建杂志》等评为与四人帮斗争的英雄，他的《献国策》被送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他是够格的，当时，他要那样作，除了要有一定见解，还必须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如果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是根本办不到的。
我从小就将追求真理，当着终身奋斗的目标。所以，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一直没有放弃过独立思考。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的残暴，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不再像最初一样，只想轰轰烈烈去死。因为，我发现，这些年中，我有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认识，我认为，要将这些思想认识保留下来，首无就得保命，我变得有些怕死了。我是决心，等到有一天，将我的探索写出来，留传于后世，我认为，那就比逞一时之勇更有意义，这就是我没有像李某某一样去北京的原因。这段时间，我看见了一位很坚强的人被枪毙，我从内心深处赞扬此人，但我为他的不幸而悲哀。尹某某，是解放军某部团政委，对文化革命有许多不同看法，就写了一些东西。他知道，这些东西，在中国是不能发表的，就与妻子商定偷渡鸭绿江，从朝鲜到苏联，被边防军抓获，判了无期徒刑。审讯中，他把一切罪名都定在自己身上，但妻子仍然被判十年。劳改中，他暗地写了四万余字的对整个国家形势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比李某的献国策，还多两万余字]。他所写的东西，被清杳出来，被苗溪法院报请雅安地区中级法院判了死刑，在苗溪枪决。比起李某某来，他是不幸的，因为他所写的东西，并未见天日。我只能是从他的判决书所叙述内容中猜测到一些，具体内容仍是一无所知。我害怕走上尹某某的路，不敢去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