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庭院,由祠堂改造的学校,在同学们散了以后,寂静得空气里滴出水来。特别是在黑暗的夜色里,祖母走亲戚,或者去了老家,我的注意力似乎只能集中在钟表的滴滴答答声,或者是飞蛾扑在玻璃窗上的哔扑声。睡觉时候,我习惯于缩在被窝里,被子蒙头蒙脑地覆盖着,可是这没有用,我总是听见厢房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这样清晰,所以总是在胆战心惊中进入梦乡。直到第二天,麻雀和喜鹊的热闹的叫声,把我从睡梦里硬生生地扯起来,而黑夜的宁静仿佛渗透在骨子里,还未散去。
开学后,校园里人声鼎沸,同学们在背着书包进出,老师们在给祖母在打招呼,随意而和洽。可是我总是觉得和老师们一起,是如此难耐和压抑。祖母总是对我说:“若要他人好,常常自吃亏。”所以在老师面前,我们是如此地谦卑,就是吃饭,我也不能上桌,只能站在灶台的旁边,完全不同于老师的子女,自然地感觉低人一等,这训练了我吃饭的速度,我总是筷子一扒拉,几大碗就落了肚子,在同学们涌进食堂之前,就离开了。厅堂里有两张乒乓球桌,占着其中一个位子,找搭子大战,如果不能占先,偶然也耍耍无赖,横身子躺在球台上,要大家谈出个条件来,譬如“抢皇”、“战四只”,然后才能继续。有时,没有孩子,空荡荡的,于是只好一个人孤独地玩耍。我不知道老师们是否察觉了一个小孩心灵的敏感,有时觉得他们待我很好,象郑杏来老师教我打羽毛球,要我陪伴他一起晨跑,象夏玉莲老师教我弹风琴,象朱平安老师叫我陪伴他睡觉,可是我要么沉默寡言,不善言辞,要么过于拙笨,结果总是主动疏远他们,去玩同龄人的游戏。
也许是我的成绩优秀,同学们要向我抄袭作业,甚至直接由我来完成,也许纯粹是祖母的威信,他们喜欢和我在一起,跟在我的后面,前呼后拥,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小头头。可是我的内心里,并不习惯和他们闹在一起,他们总是谦恭,习惯于听从我的指挥,服从于我很过分的要求。
所以后来,和他们一起相处的时间少,和年龄比较大的孩子王反而多些。和阿勇最有趣,他的绰号叫八角老菱,这很夸张,至今想不明白,因为家乡的老菱,最多也只有三只角,和他在一起,总有些须快乐,一个原因是能够和大自然相亲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山和河有天生的贴近感,二年级的时候,作文里,描写半山坳上的雾气,朱老师断定我是抄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使我对作文很反感,几乎不写作文。但是我们习惯在山水中疯玩。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村里的男孩光着膀子,甚至脱了短裤,在水里钻上钻下,拔脚,扮河死鬼,打水仗,直至把水搞得很混浊,嘴唇冻得紫黑,才爬上岸,换过衣服,算是洗过澡了。后来有个城里读书的女孩子,也喜欢来水库里游泳,这使我们不可思议,简直是惊世骇俗,有点害羞,害怕不期然碰见,所以戒了一阵子。
于是又变着花样,比如头顶星光,脚踏露水,去偷人家地里的西瓜,在田垄里亡命地奔跑,我哈哈地大笑,唯恐瓜主人不知道,其实瓜的主人,就是我的邻居,抓着了,也不会使我们过分地难堪。“砰”,阿勇一脚踹空,摔向水凼,泥浆飞溅,滚一身泥巴,于是我站在岸上,本来已经噤声,终于忍不住“吃,吃”地笑,声音很轻,田野很静,所以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水潭里,他脱光衣服洗澡,我帮他洗衣服,埋怨他真没本事,而他则还击:“你真大胆。”于是相继呵呵大笑。回家,拉开电灯,少不得又互相埋怨一顿,然而厨房里有现成的青菜,蛀空的发臭的年糕,于是就炒夜宵,把铁锅敲得劈里啪啦地响。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一起,总会想起很多勾当。把西瓜的瓜瓤掏空,成瓢,渗出汁水,撒上糖水,做饮料。
关灯后,他说他厂里学徒的经历,然后列数着同学中谁是最美丽的,然后肯定对方爱上谁谁,胡扯一顿。有时睡不着,上马路,手挽手唱《红楼梦》中的《妹妹哭灵》,拖着长音,拉着手,堵住道路,任后面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
然而更多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喜欢做自己的天才梦。有一天举行宴席,有个会卜前途的智者,摩挲着我的头顶,拉着我的手,得出一卦:“此孩子天庭饱满,地额方圆,长大以后,轿马出入,是状元宰相的命。”小时不知这是障眼的幌子,酒席上的敷衍,一句恭维话罢了,却把它视为真理。
真以为自己是天才了,考试满分是证明,后来知道完全不是这回事。不用说满分只是机械练习的结果,而且天才不是容易做的。尼采自诩是天才,是太阳,而燃烧的太阳,只能孤独地悬挂在天空中,于是只好疯狂,至于自杀。张爱玲也喜欢做天才梦,所以只能孤独地死去。而我明明知道才能平庸,却渴望天才,身在这座山,却望见它山高,所以永远有抹不去的失败的影子。从小,家长制的管教,君王将相式的书本知识,以及青白眼的世俗遭遇,使我无法抱一颗平常心,但是刚阿的个性,不善和他人打交道的性格,每次办一件事情,总要磕一次坎,这使我常常多几分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