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对于这样别致的雅称，我一开始便想到了”唐宋八大家“和”竹贤六居士“的文理韬略。文章的高雅之处却不失寄托着对国家的一种眷恋。我更学不会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即便是游历了一番“陶渊明“的桃花源，那也牵强的只会出现在自己的梦境中。我既不是像鲁迅那样拿文学当匕首，扮演一个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或者领袖，更不会像韩寒郭敬明一样在网络上被炒得跟胡萝卜一样红。但是当身边的一些朋友把这样一个称呼强加给你的时候，他们也似乎在认同你的一些作品。虽然作品逊色了一些，在文坛里还是一朵小浪花，但我敢说它一定会发展成轩然大波的。我承认自己在那个高考前的青春萌动的年代出名了一回儿。其实说是出名，还不如说是一种巧合罢了。看书写作以前打死也不会属于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仅仅是为了一种失意时的消遣，或者因为没有太多的朋友会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陪在你周围陪你一起聊天，陪你谈论篮球，谈论学校里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只晓得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没有什么跟帖上论坛之类的网络术语。
朋友不多的我总是希望把更多的时候用在书本里，但这种时间的归属不是那些让人乏味的几何试卷和时政问答。仅仅是那些柔柔的文字，尽把我全部的状态带到了一个无法自拔的境界，麻醉到全身酥软无力一直睡去。这不同于吸烟者的大麻和嗜酒者的五粮液，这是我对文学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憧憬，一种渴望和需要。记得在高一的时候，我全然不满足于那些在乡下的时间，感觉自己的高中时代不该是和一群乡下的土包子一起过渡。我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个人房间和网络专线，上网也不是花钱到大街上，熬夜到凌晨的那种。我试图向家里人解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但是家长的冷漠让我的这场战斗又重归于零。劝说已无能为力，无法挽回。那些近乎煎熬的时间，我几乎要把自己束缚起来，那时候我害怕上街，害怕吃饭，害怕周围那些陌生的脸孔。眼里总是带着一种仇恶。我鄙视那些班级里和我处在一个分数线的乡村来的人，他们发育的模样让我感到十足的恶心。我觉得那时候的老师就是类似法西斯头目的殖民者，而自己却是一个被他们拉扯来的难民，一个因为一场失败的考试而被解押到这的“文化难民”。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笑话我。晚上我厌恶他们在竹席处聚成一团，讲个人“光荣岁月”的声音，当他们开始一阵阵法西斯般狂笑的时候，我蜷缩作一团，捂着耳朵很是别扭的睡去。
我一直想摆脱这“文化难民”这顶臭帽子。因为那段时间还处在入学前军训时期，”法西斯专政们“为了提高我们这些文化难民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记者站需要大量的约稿。也就是在一个几乎要熄灯的晚上，伴着蟋蟀的低吟，我完成了自己的稿子。我并不奢望能得到什么，最起码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用我的文字去铸就一个属于自己的蜃楼。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的稿子在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我居然还拿到了那个学校颁发给我的证书。
从那时候开始，我变的一发而不可收拾。多少个夜晚我为一篇能出名的文章绞尽脑汁的琢磨到深夜。多少次我冒着大雨，骑着单车啃着麦饼穿梭在楠溪江的山山水水间，领略这大自然的神韵，在民宅里写生充当画家，深入古村落探访那里的神秘，这一切，只为寻求一丝写作的灵感。
2002年，因为我的老座骑，《自行车的角色变化》在永嘉报出版刊登了，这件事情在那时侯的学校引起来不小的波澜。之前我一口气以自己的满分作文《溪水》赢得了在校同学和老师更多的口碑。在学校一系列的写作大赛以及国内的大赛上，我均表现出不凡的成绩。2004年获得的县青少年写作大赛十佳写手称号更为我锦上添花。渐渐地，我发现身边的人都喜欢用“书生”来称呼我，我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称呼，我发觉自己也渐渐得散发着书生的光芒。
大学在图书馆也不忘淘一些好看的书。写些博客，上报纸，参加文学社团。
现在一直在红袖添香连载的小说《游动的城》、《第六日》，短篇散文《爱如绿茶》、《是谁鲜活了人生大戏》都获得了不少的网友点击率。
周末，我还是不忘去市区的图书馆借些书本拿回家看，看着那些文字，仿佛故国神游，又有一种羽化登仙的仙人般的飘忽感，这就是重回书生时代的感觉，我想一直把这种拽在自己手中，紧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