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希望能积极地用世。可当他们的理想破灭，当他们的生存成为一种困难时，他们要么隐退，要么以死进行抗争。因为他们知道，与其没有尊严地活着，蝇营狗苟，不如有尊严的死，留下一个清白的身体。十年“文革”，无异是一场文化的灾难，一场文化人的灾难史。有太多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留下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邓拓之死
“文革”中最先受难的，毫无疑问是邓拓。起因是毛泽东曾批评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因而辞去了《人民日报》总编的职务，到北京市委任文教书记。邓拓毕竟是一个文人，他忘不了他的本行，他拿起笔，写了一些文笔新颖、风格独特的杂文，这便是后来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吴晗、廖沫沙合写）。这些文章针砭时弊，批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给人们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也给邓拓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所写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三人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
1965年底、1966年初在北京党内开始批邓拓，接着他就停止了工作，待在家里反省，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警卫员成了监督员。再接下来，他的“大参考”被收走，并声言以后也不再发了。邓拓知道，党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全国各地流传一首歌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可见声势浩大。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查明邓拓是叛徒。党报上刊登这样的文章，对邓拓是致命一击。邓拓认为党对自己已经根本不信任了，他只有以另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这位十八岁就参加革命、大学期间写出二十万字的《中国救荒史》、主持首部《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为了理想奋斗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想不通自己竟然是叛徒。一个为党工作了一生的人，突然之间就成了人民的敌对分子，邓拓是致死都不明白的，与其活着受人冤枉，不如一死。对，只有死，才能洗雪冤情。5月18日，他从容地写好两封遗书，服药，毅然决然地赴死。在遗书中，他写道：“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的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这是一颗怎样伟大的心啊，这是多么的忠诚啊，死去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我们永远能记住他写下的书，以及他的忠诚坦荡、无私无畏。
以群之死
叶以群是我党优秀的文艺理论家。他长期担任各种进步刊物的编辑，并且著作等身。他编写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高校多年来的教材，他有很高的声誉。
但好景不长，1955年“潘汉年事件”，以群受到牵连，因为他与潘汉年关系密切，加之他三十年代曾被捕入狱，一些人就此做文章，说他曾“变节自首”。审查结束后，给他下的结论是“控制使用”，调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刊》任理论编辑。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是张春桥，这位新贵早已忘了昔日的入党介绍人以群，对以群是一付冷面孔。以群“负罪”工作，领导了一系列的批斗工作，对自己的同行加以批评，又被指为“温情主义”备受冷遇。
1966年6月，上海文艺界开始揪斗“黑帮”，以群在劫难逃，他不得不交待与潘汉年、周扬的关系；7月，开始批判电影《鲁迅传》创作组，以群是创作组组长；8月，以群专案组成立。专案组成员找他谈话，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8月2日，他给家人写下了绝命书，在阳台上徘徊了足足三个小时，从六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在绝命书上写道：“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一向对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受我的毒害都还不深。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大家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尽早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们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且要从中吸取教训。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
读到这样的遗书，我们非常震惊，这里没有怨恨，没有抱憾，有的只是个人的卑微，个人的悔过。但我们不能说，以群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不是一种抗争。
老舍之死
老舍是一个紧跟时代潮流的作家，解放后他写作了《龙须沟》，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可越到后来，他发现自己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他是一个作家，却不能自由地发表言论，自由地创作。谁也不会想到，老舍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是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到这样的文字，可见一个作家已经死去。作为曾经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传世佳作的老舍来说，他的心境无疑是悲凉的。可就是这样，他依然不能过关，他还要违心地批斗昔日的朋友如吴祖光等，人活到这个份上，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悲苦是难以言喻的。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7月间见到巴金时还满怀信心地说自己没事的老舍，这次再也逃脱不了劫难了。8月23日，老舍与一批北京的文化名人被红卫兵俘获，带到文庙，跪成一圈，遭到红卫兵皮带的抽打，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戏装上的白绸替他包扎伤口，并批准他第一个离开。可是回到市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等在那里，他又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扬起了头，并将黑牌向地上摔去。于是，又挨了一顿打，汽车将他拉走。当晚，在派出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