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八岁，上小学一年级，也就是在八岁我已表现出非凡的文艺才能。上课老师提问，我回答问题的声音又尖又细，也梳了条大辫子，老师当堂就夸奖我演李铁梅好样的，一下课我的小名就被李铁梅代替了。
那年月，正时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便成立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由全校学生组成，演出的节目内容也丰富多彩。最记得高年级的四个男生四个女生组成老头老婆演唱组颇受欢迎。他们各自穿戴着老年人的衣服首饰，模仿着老汉们起早贪黑植树造林，热爱劳动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歌颂新社会党的阳光暖人心；模仿老婆们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歌颂新社会的幸福。当然高年级还有其他的节目，比如三句半大合唱武术表演等。低年级的节目也不少，有对口相声，小合唱，歌伴舞快板书，诗朗诵，这些节目大都历历在目。可是如果再让我想当年那样把每个节目从头到尾连说带唱表演出来，已是不可能了，但其中个别细节却犹在眼前：“老婆我今年六十三，年纪随老意志坚，扛起革命的批判旗，去把那林孔来批判，哎嘿哟哟去把林孔来批判呀，哟！哟！”“红日普天照，凯歌震九霄。长城内外燃起了冲天的烈火，大江南北红旗在天空飘飘。”“一轮红日照九霄，全国人民斗志高。山山水水笑开颜，大寨红花遍地开。贫下中农多欢颜，我们少年志气高”……
很自然我理所当然的成了文艺宣传队的一员，李铁梅没让我演倒是让我演了许多其他的节目，如《大家都说不知道》《诗朗诵》《盘子舞》，至今其中的唱词还能说上两句：大队黑板报，上了表扬稿，一群红小兵，围着仔细瞧。咱们队里的养鸡场是谁来打扫？牛羊猪圈前是谁送饲料？不知道不知道，大家都说不知道。红小兵心最红，从小志气高，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
别看我们仅由八到十五岁的不同年龄组成，可我们活跃在田间地头村庄大队部，贫下中农的院子里，很受人们的欢迎。终于有一天，学校接到通知：公社准备举行一次文艺汇演，，希望各学校挑选好节目参加。学校马上筛选节目，选中的再加紧训练。我们的《大家都说不知道》被选中了，同学们欢呼雀跃。
出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家门，而且要到几十里以外的公社大礼堂去演出——公社的大礼堂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得去的，兴奋的我一夜合不上眼，全家人也为我能代表贫下中农去公社大礼堂表演节目而自豪。
大约鸡叫头遍妈妈便起床给我烙烙馍——平常难得一吃的烙馍，给我当干粮，父亲不知用什么戏法给我变出小半碗蒜汁拌肉，就着一碗玉米粥，我一口气将饭菜一扫而光，——这真比过年还过瘾，谁让我给家里带来荣耀呢？
天不明，便有小伙伴来叫马上穿着过年时才穿的新衣服，拿着笼布包着的两张烙馍赶到学校。等校长点齐了名，大家便在校长和两个女教师的监护下由小路向公社进发。大家刚走有四五十步远，后面传来了一阵哭闹声，大家扭头一看是小玲，她也穿着新衣服哭闹着要去，大家都得意地笑了。校长想了想同意了，大家都知道她爹在公社当厂长。
一行人在监护女教师的催促下，顺小路上土坡过河道，沿过堤坝（胆子小的由女教师领着在坝下绕着走）跨过铁路，便上了大路，往前直走便是公社。刚上大路忽然我的肚子里一阵绞杀般疼痛，疼得我紧捂肚子蹲在路边大声哎哟哎哟叫了起来，女监护老师同学们校长围着我不知所措，。一位监护老师马上给我揉揉。揉了好半天，我依然大叫个不停。大家商量让一个女教师送我回去。刚开始女教师抱着我，走了十几步，又开始背我，把我背过了堤坝，她把我放下，问我：“还疼不疼？”我说不太疼了。她向来路指了指：“那你沿着小路自己回家吧，老师还要去公社演出。”说完她掉头去追赶演出队伍了。
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堤坝上，一股酸酸的苦涩油然而生，望着女教师匆匆远去的背影，我很想跑过去大声跟她说：我肚子不疼了！可是我不好意思，渐渐地老师的身影越来越小不见了。
太阳升起来了，红红的日头照在身上暖洋洋地。我很不情愿可又说不出为什么，忽然我冲着远去的演出队大声唱了起来，不光唱还带表演，不光表演了我自己的节目，我还把这次准备到公社汇演的节目都演了一遍，演着演着还给自己报了幕。
太阳升高了，路上渐渐有了行人，人们望着我，我仍无所顾及地演着唱着报着幕，一口气演完了所有的节目。我想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疯子就疯子，是个疯子也是个为演出而演出的疯子。等到最后一个字唱完，我果断地抹了抹眼角冷冷的泪痕，转身向来路走去。
此刻，你也许会想象的到在那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的小土路上，有一个孤单的失意的身影可怜兮兮地慢慢前行，可是你不可能听到她在心中大声地喊：我要去演出！我要去演出！可是却无人理她。
傍晚，演出队回来了，有人去看我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演出过程，叙说着小玲怎样替我演节目时，我哇——地一声哭了，哭的送笼布的人慰问我的人讪讪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变得冷静了，凡事凡物只有确定是自己的我才肯伸手，否则，宁愿一眼不看。因为一句俗话在那时便烙进我的心田：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强求不来，不用白忙活！
至今，我再也不为坐不上“车”而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