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是倒霉喝凉水也塞牙。在自己四十岁那年，不幸患上了一种病，医学临床上称为“神经鞘瘤”。
唉，说起此事却是一波三折。起初感觉自己的肩背部隐隐地发疼，轻微地，由于工作忙，并不在意，可时间长了，变得弯腰也疼了，自己便马不停蹄地穿梭在市区大医院求诊，遗憾的是自己的病被误诊了好几次，吃药、挂盐水、打“封闭”，一切都无济于事，好几个月过去，自己象一头被抬上案板上的猪，折腾得死去活来，直到有一天深夜，自己被病魔折磨得虚汗淋漓，痛不欲生的时刻，感觉自己这下完了，这种病不是“癌”又是什么？我发誓这次到大医院里检查一定要彻底弄个水落石出，反正自己已经是一条干河沟里的鱼——逃不脱了！
在“磁共振”的影像室里。当拍完片后，拍片医生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说，你的身体有问题，我明白，我的身体是有问题，而且非常严重！要不怎么会打“加强针”呢？根据院方规定，从拍片起至拿到诊断书，起码要等到三天！可那刻儿自己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呀！为了早日拿到诊断书，在只有自己和医生在场的影像室里，我疾速地从兜里掏出二张百元大钞，塞进了医生办公桌下半虚掩的抽屉里，并用几乎哀求的口吻道，医生，求求你，能不能尽快让我拿到片子，知道病情及时治疗，医生瞄了瞄抽屉里的钱，态度似乎变得和蔼起来，你下午来拿片子吧，他说，没关系的，是良性肿瘤，但必须动手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通了所有关节，二天之后，自己如愿以偿地住进了市区某大医院的住院部里九楼的神经外科3号病房里。明天就是自己动手术的日子。
那天，护士就过来通知自己不能进食了。晌午，进来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杂勤工，他是医院专职为手术病人服务的理发匠，他拎着一只箱子，走进我的病床前，示意我起床。坐在床头，披上围巾，当“嗡嗡”作响的理发电推子紧贴着自己脑壳肆虐横扫往日里自己引以为豪乌黑飘洒的头发时，我的热泪便夺眶而出！虎入平阳被犬欺，到了这一步根本由不得自己了。几分钟后，我便出落成一名地道的“和尚”了，末了，在病房里我问理发匠是否要收费，在众目睽睽的病人们面前，他伸出了一个巴掌，我示意妻子给他5元钱，理发匠有些恼火，他说，不，是50元钱。这里毕竟不是菜市场，不用讨价还价，节衣缩食的妻子用颤抖的双手递给了理发匠50元钱，临别时还要对他说谢谢。
躺在病床上，望着邻床的议论纷纷的病人家属们，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不久，病房里又进来一位医生，自称是麻醉师，因为手术前必须要签订一份协议书，他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去。那刻儿，我的心里象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果不其然，待自己刚一坐定，麻醉师便把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不厌其烦地向我讲叙，我不禁有些毛骨悚然，难道手术会有那么大的风险吗？但我自然从麻醉师的余音里明白几分道理来。
那一晚，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人说四十不惑。经过了一夜的深思熟虑，翌日清晨，我把妻子叫到病床前，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妻子似乎迟疑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安顿好我以后，便出去办事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原本身强力壮的我体质恢复得很快，躺在病床上，我思绪万千，那位麻醉师自从手术后就象蝎子放屁，消逝得无影无踪；每天早晨例行查房，倒是那位主刀医生的神经外科主任对自己的病情格外关注，而且是那般地嘘寒问暖、体贴入微呵，也难怪，常言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嘛！
拆线后的一个星期，我顺利地出院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巧逢又是一个护士节。护士长带着一名小护士走到我的床头，要求同自己合影留念后，并双手送给自己一束“康乃馨”，衷心说，祝您康复出院！我受宠若惊地接过鲜花，仿佛一泓清泉注入我几乎干涸的生命之河，我的眼眶热热的、胀胀的……
整理好衣物，打理好日用品，同病房里的病友挥泪分别的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病床的忱头底下发现了一个“红包”，我们惊愕！我们又猛然醒悟！我们把敬重的目光投向了门外的主任医师办公室里。
门口，一个身影正朝我们招手微笑呢！

200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