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擦鞋的老大爷我已记不得他的模样，甚至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但他弯腰擦鞋的姿势，在我心里塑成了一座雕像……我时时仰望，俯视。
——题记
千年古都北京城以它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悠远的历史渊源一直令我引颈向往。没想到一次假名培训的北上，让我了却了夙愿。
而今时过境迁已近二年。王府井的繁荣、秦长城的伟岸、天安门的肃穆、颐和园的幽雅、故宫的奢华侈贵，具没印象了，只是静静凝固于相册中；全聚德的烤鸭和北京炸酱面的味儿已经淡忘了；至于当时培训的内容更是一丁点都不记得了（真是冤了公家付的那笔培训费）。唯有一位路边擦鞋为生的大爷，如塑像般伫立于我的心中，引我时时仰望，时时俯视……
我们的培训地点是位于南站附近的建信宾馆。宾馆大门外是一条灰蒙蒙的不起眼的小路，有零星几档卖水果和小吃的摊贩，倚靠在边上，象怀旧电影里的镜头：灰蒙蒙的天，灰蒙的地，灰蒙的马路，灰蒙蒙的摊档。吆喝声倒是没有，有点静。那天下午我们几个“广东”结伴逃课出来正是沿着这条小路往西漫行。走三、四百米功夫就遇上了那位擦鞋的大爷了。他默默坐在路边，几乎是一动不动的。我脚上的皮鞋被京城街头的土灰弄得面目全非了。停下来找大爷擦鞋。大爷爽朗地应了一声京腔：“好咧！”便把工具从箱里取出依次摆好。然后让我把脚舒服地放在工具箱上面的鞋架上。先是清洁鞋面。大爷用毛刷子轻轻地刷了个遍，用干净的棉布团抹拭，灰尘和污垢一一清除了。接下来是上油。先将四片布挡板分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塞入我的鞋里，以保护袜子和裤脚不沾上油。然后用另一把干净的毛刷将油均匀地涂擦于鞋面。第三道工序是磨光。用毛刷轻揉、均匀、有节奏地来回擦拭。大爷做得十分投入，一丝不苟，其动作的娴熟和富有艺术味是我平生从未见过。至此，鞋已经光彩照人了。大爷还要用柔软的棉布条来回拉擦。我脚站酸了，有点不耐烦：“随便搞搞行了。”大爷不紧不慢地回了句：“要是有事就走吧，不收钱。”我脸微红，赶紧把抽走的脚重又摆上去。俯首细细端详身下的大爷。大爷如我父亲般挂满皱纹苍老的脸上蒙着一层灰尘，渗出了一点点汗珠。完成了极富节奏感的拉擦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打蜡和抛光。趁这功夫我跟大爷拉起话来：“大爷不是北京人吧？”
“不是，河北的。”
“您一天能做百把块钱吧？”
“挣20元就不错了。”
终于完工了，大爷眯眼瞄了一会儿：“行了。”
“大爷，多少钱？”“2块。”
2块！声音虽然轻却重重地撞击我的耳膜和神经。
大爷半个小时、一丝不苟的七道工序的劳动就换得2个1元的硬币？！
我想起了早十几年内地流传的一则故事：一些未曾到过深圳的内地人不知从何听到再相互转告，深圳街头路面随处是一毛几角一元的零钱，连看都没人看一眼，任你拿扫把一扫一大堆。这传说引发南下民工狂潮。这当然是讹传。但是，如今或是一、二年前，一元几毛钱掉在地上，多数人是不会去捡的，这一情形倒是不假。
据新闻披露，就在大爷的家乡河北，某位姓李的税务局局长在位几年“笑纳”千万元，计算起来平均日进万金。与老大爷的日挣20元对比，该怎么理解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鄙人所在系统内流传甚广的一则据说是真实的笑话：某次酒宴是一位刚从内地调任主管本系统的市领导接风洗尘，档次规格当然有讲究了。喝的是什么名酒无人提及。倒是最名贵的鱼翅汤闹出了笑话。新领导喝完汤后连声说：“这粉丝汤好喝好喝，再来一盅！”于是各人再上一盅，在座众人皆大欢喜。酒宴结束之际，新领导仍回味无穷：“刚才的粉丝真不错呀，来2斤打包带走！”结帐，现场吃喝加打包共20000元钱！这一顿饭，足够使大爷1000个工作日白忙活了！
这则笑话流传旷久真实性已无从考究了，但高官权贵醉红楼青院日夜笙歌一掷万金的场景，能够进入我们视野的，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却是不争的事实。难怪王跃文的《国画》一露面，一些人便打坐不住气呼呼地对号入座了。
我心里有一股热辣辣、酸溜溜的流体在冲荡。赶紧从裤袋里摸出5元钱递给大爷转身就走。
大爷硬把我拉住，塞回我3元钱：“我得找您钱。”
回去的路上，那双擦拭一新的皮鞋在我脚上一步比一步的沉。大爷的脸在我眼前不住地晃动。我想起了吴冠中的名画《父亲》那张饱经风霜沟壑纵横的脸，应该是一张典型的中国脸。有着这样一张脸的人们，用孱弱的双肩扛起了社会的脊梁，他们长年甚至终生默默奉献，不争不辩，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可是，有多少人曾投之以关切的目光？
京城归来，我再也没有穿过那双鞋，它静静地尘封在衣柜的角落。我不想让脆弱的神经和板结的灵魂多受冲击。而实际上我又是善忘的和懒惰的。已经二年了，唯有在无眠的夜晚，偶尔地京城擦鞋一幕才会从沉寂中翻起，撞痛我麻木的心，平日里怎也不愿记起。
只是到了去年大年二十九的晚上，路过天桥的一幕又把它从深处重重勾起……
我住的地方没别的好去处，平日里散步都只好在人行天桥两边行行走走。
年二十九夜已是九点多万家灯火庆团圆时，我依旧披上大衣迎着凛冽的寒风出去走走（我喜欢裹着大衣在烈寒中漫步，有厚厚的大衣保护，不怕风不怕雨不怕冷，仿佛什么都伤我不到）。依旧往天桥走去。白天拥挤的桥面如今冷清空旷了。只有一位妇人孤伶伶地守着面前半筐甘蔗。是卖甘蔗的。我尽量放缓脚步从她面前走过。我不忍看她，只是抑制不住地想：一根甘蔗最多卖到1元钱，就算成本为零，能卖多少根呀。大年二十九的寒夜，她的孩子不想她呀？她不想依偎着丈夫，在温暖的屋里看着电视，吃着年品享受孩子的嬉戏和新年的幸福滋味？我默默地站在桥的另一端假装欣赏夜景。依然没有行人，当然更没有人买她的甘蔗了。我又重新踱步过去。想买她的甘蔗，又或者是塞她一些钱。然而我马上意识到我自己的愚蠢：你，凭什么呀！你有什么资格对她“施舍”如同对擦鞋大爷一般？！
凛冽的北风吹来，吹湿了我的双眼。我快步走下天桥。一种敬畏，一种悲悯，从心最底处不断升起，升起。
我想起白天的一幕：一群衣着肃整地执法人员对天桥的小贩实施突袭，两头包围得严严密密，然后对小贩赖以计生的果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