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家协会开了个座谈会，阎肃等40位词曲作家、歌唱家联名发起了一个倡议：“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倡导网络音乐健康发展”，并痛批了一批臭了街的网络歌曲，比如《那一夜》、《狼爱上羊》……
一开始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该批评的批评，该抵制的抵制，人家在其位就该谋其政，一如国家广电总局痛下杀手，撤掉各级电台、电视台的的不良广告，不惜牺牲高昂的广告费。想必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么几首深恶痛绝的酸曲儿——不管是网上的还是网下的，一直没羞没臊地强奸着我们的耳朵，我就最讨厌《香水有毒》，发现爱人身上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却要“擦干眼泪陪你睡”，窃以为就是对女性尊严的侮辱，这种“示弱”真真让“女权主义者”抬不起头来；并一直把《纤夫的爱》当成一首大俗之歌，作为反面教材来区别艺术的高下，比如，《纤夫的爱》就是低俗不堪的，而《乌苏里船歌》就是高雅无限的，且铁了心追逐“阳春白雪”，打心眼里笑话“下里巴人”。
可是渐渐的，我越来越无法说服自己了，这艺术标准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其表现题材与表现形式真的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吗？尤其是一段旋律难道也能听出高贵或者卑贱来吗？先是质疑于雅俗之分，继而困惑于优劣之别，直到彻底把自个儿弄晕喽，差点儿大小便失禁。醒悟过来，才发现一大堆偏见金光灿灿。其实，“这儿的空间没什么新鲜”，我们只是各执偏见罢了。所谓的“共识”何尝不是多数人的偏见呢？这胸怀兼情怀遂开放搞活了：什么雅不雅、俗不俗、好不好、坏不坏的，艺术这玩意儿“玄之又玄”，咱还是各取所需吧，谁的谁心疼，不许东风压西风。罗素先生说得好，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啊。
但是应不应该建立一种基本的秩序、起码的标准呢？比如过了某条底线，我们实在不宜过分渲染其存在——就像“厕所文化”还是离饭桌远点儿的好呢？无疑还是必须的，至少“黄赌毒”少沾为上。可这样又绕回去了，我岂不是又要迷糊了。姑且还是支持艺术标准的确立，认可文艺批评的价值所在吧。但有一点值得商榷，就像你不能责怪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老是尿床，更不能指望他能想象爱情的美好一样，我们得考量其生理与心理年龄，而抛开“初级阶段”的“年龄层”来奢谈艺术与终极，也只是两眼抓瞎的滑稽情景。中国毕竟是农业大国，“中国的问题还是农村的问题”，这话也并不落伍背时——当我们笑话某人“太农民”的时候，实在应该念及置身一个农民的国度的“尴尬”。所以，当大多数人的艺术观念与审美诉求尚处在“初级阶段”，依然热衷于通俗文艺的时候，少数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人们，实在没有抱怨别人穷困的必要。
说到这里，“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已经插手了，那就索性再厘清——或者说重温——两段文化往事吧：一直耿耿于怀于一段文坛佳话，即鲁迅与梁实秋的口水战，关于文学有没有阶级性，鲁迅的立场一直让我不屑——也是我唯一不服他的地方，并旗帜鲜明地支持梁实秋，人性乃是文学的终极关怀指向，“阶级性”算什么东西？而现在却幡然“悔悟”：内忧外患的当年，正是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危难时刻，无视硝烟战火、生灵涂炭，而醉心吟风弄月、雕梁画栋岂止不合时宜，简直是白痴行径——深刻如鲁迅先生又怎么会不明白这层意思呢？实在是为时尚早啊！我算是错怪他老人家了……
还有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无疑比王朔玩“炮轰”玩得早，振振有词地大谈文艺的“独立性”，而朱德“批评”他的话很有趣：“有人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光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而毛泽东的结案陈词看似避实就虚，实则切中要害：“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下明白了吧？尽管时过境迁，我们的大众文化仍然需要“媚俗”，仍在为群众“着想”，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卖给他们什么。我们向来是重实用，而轻形而上学的——何况艺术准则乎？而中国音协也只是发起一个倡议，来了个口头抵制，在我看来，就是正常的文艺批评，毕竟人家没有进行什么行政干预，有时候这姿态还真得摆，剑也一定要亮出来，只要是为了指方向，而不是杀人，那就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