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岁末，讨薪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门话题。“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人保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这样“发飙”。（中国广播网、1月3日）
讨薪故事的背后，总伴随着一掬心酸。4年前，两名男子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沈阳的大街上散发“百万元转让心、肝、肺”的传单，只是他们为引起媒体关注、讨回被欠工资的无奈之举；去年10月，30多名农民工代表在郑州北郊河神将军塑像前焚香杀鸡，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河神能为他们讨薪显灵。至于跳楼、投河、自杀式的过激讨薪手段，尽管越来越缺乏围观效应，但仍在不断地重复着。
拖欠农民工工资原因错综复杂，绝非一句“良心何在”可以概括。恶意欠薪经过几年的治理日趋好转，但近来又开始反弹，时间上的不间断性和空间上的广泛性不禁使人忧心重重。部长发飙的一番话，确实让人解气。但冀望靠部长一番狠话，就能一劳永逸地免除农民工为讨薪而付出无奈、辛酸和悲怆，显然不现实。官员“发飙”带有“人治”色彩，更多的是一种道义与情感的表达，能否逼出企业的“良心”尚待观察。部长的“希望”要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还需社会治理欠薪机制更给力！
保障机制要更完善。制度“给力”是“良心”谴责的保障，是维护务工人员权益的理性需要。完善用工制度，通过建立用工单位备案制度，掌握全面情况；通过建立用工合同登记制度，保护务工人员合法权益；通过完善劳动行政监管经费，保障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建立工资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务工人员工资直发制度，减少中间环节确保按时发放；通过收取工资保证金，预防拖欠行为。完善法律援助机制，积极支持组建农民工工会，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和工资协商谈判能力，建立程序便捷、举证倒置、收效显著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行政监管要更深入。劳动行政监管不深入是用工单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推行劳动监管日常化，转变过去劳动行政执法部门监管不力，对违法违规的行为不告不理的被动态势，建立日常巡查和定期清查的工作模式。推行劳动监管刚性化，转变过去执法不力、执法疲软的现象突出，建立有机统一劳动监管和优化发展环境关系，依法维护用工单位和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推行劳动监管问责化，对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行为，不仅要追究用工单位的责任，也要对巡查不及时、检查不落实，执法不到位的劳动行政监管的职能部门和有关领导实行问责。
法律追究要更严厉。农民工讨薪的无奈、辛酸和悲怆，折射出来的是现行法律法规对拖欠工资的无力。缺乏强硬的法律制裁措施，导致违法成本过低，是让黑心企业恶意拖欠工资的重要原因。完善立法，转变目前保护务工人员权益的主要法律依据仍是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现状，提高立法层次、消除法律空白、统一部门法规。进一步提高但人们更期待着法律的发力！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已拟将“恶意欠薪罪”入刑。与现有《劳动法》对拖欠工资的行为仅规定“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的条文相比，“恶意欠薪罪”的入刑，无疑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在法律上的重大进步。
又是一岁年关时，化解农民讨薪难，期待机制更给力。因为，用制度、法律管人管事，是最有效、最彻底的方式，也是有效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最佳方法。只有法律与制度的助力，才是有可能从根本上减少、根除黑心企业恶意欠薪现象之路。它更值得社会舆论，尤其是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