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情商。“百家讲坛”的大师们一致认为人的情商比智商更重要。那么，什么是情商呢？《汉语词典》解释：情商指人的情绪品质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情绪品质”很抽象，不太容易说清楚。倒是“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比较看得见，摸得着。概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如鱼得水、春风得意者情商一定高；反之，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人，情商想必高不到那里去。自我对照检查，本人无疑属于低情商。然而，我对此却安之若素，迄今没有改造提升的计划。因为我发现低情商者大多是好人、老实人，其中还有许多我所敬仰的人。
司马迁“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深远、学问通达，但他的情商却很不高。李陵案原本与他无关，李陵本人也和素无交情，可他却偏要站出来为李陵抱不平，惹得汉武帝龙颜大怒，将他下了大狱。司马迁的“群众关系”也不好，处境凶险，而“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司马迁的经济头脑更不行，聚财无方，因为交不起赎金，只能接受腐刑。然而，无论司马迁多么不适应社会，史上却没有人敢诟病他的“情绪品质”。班固的史学观和司马迁相左，但他在《汉书》里全文录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表明了他对司马迁在李陵案中遭受冤屈的同情。
二千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难”，上《万言书》，让毛泽东恼羞成怒，致使庐山会议的主题由反左突然转为反右。回顾历史、痛定思痛，居然有人认为彭德怀应该对庐山会议的后果负责。正是因为他的情商低，在错误的时机、以错误的方式，作出不明智的举动，触犯了毛泽东的“逆鳞”，才导致形势的逆转。如此颠倒是非，似乎有理有据，但去意无边在疑惑了很久以后发现其中有问题。“文革”前后，党内高层领导的“情商”似乎都不低，并没有人敢“犯颜直谏”，但史无前例的“文革”还是被发动了。党中央新近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其意义深远。而加强党内民主似乎少不了像彭老总那样的低情商者。他们的日子好过，才是党内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标志。
普通老百姓中低情商者更多，他们往往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比如秋菊打官司，只认死理，撞南墙不转弯，更不懂所谓潜规则。只为讨一个说法，却全然不计工本。又如贾府里的焦大，跟不上形势，看不惯年轻一代主子的腐败行为，有福不享，却多管闲事，成天喝醉了酒扬家丑，结果被灌了马粪。情商低的人吃力不讨好，不受社会欢迎。他们常常是生活的失败者，似乎于世无补。然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却多半由他们在坚守。高情商者只管成败，可以不论是非、不讲原则，他们的成功有许多是用良心换来的。这也许是许多成功人士并不幸福的原因。
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已然功利得不能再功利、庸俗得不能再庸俗，但来自海内外的国学大师们依然“鲜花着锦、烈火喷油”，竭力鼓吹所谓情商，甚至明里暗里诱导人们学习和珅，其心可诛！曾经有观众当面指责易中天“坏人心术”，这样的上纲上线实在是恰如其分。以易中天、余丹为代表的文化超男超女，似乎并不满足于做文化偶像，他们还要以提高全民族情商为己任，这未免有点矫情。当今中国，人们所需要提高的并不是情商，而是良心。提高情商，只会让我们都活得更虚伪、更扭曲、更累；如果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这种责或许是每个人都要保留起码的正义感。否则，和谐社会走不了多远。
要提高全体人民的情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情商有高有低，是自然现象，彻底改造不符合生态要求。还有许多花岗岩脑袋如去意无边者，不能够也不情愿被改造，因为情商低可以本色做人、凭良心做人，活得轻松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