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当今政府在亲民爱民方面已做到了空前。历朝历代统治者，确实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直居于被统治被奴役地位的百姓，也自然没像现在这样被人重视被人尊重，更没有像现在这样产生过当家做主的荣誉和自豪感。政府对民之体恤之有恩，有目共睹天下皆知。几亿人民众志成城一心向善，也就自然而然理所应当。
治国理家，大同小异，爱心责任心不可缺，以情暖人心以爱聚人意，更没错。只是我觉得，既然要治，必然少不了力的协作。就是说，在一些情不可暖爱不可喻的人和事面前，仅有恩显然是不行的，必须动用另外一样武器，那就是威。真的，自古治国讲究文治武功，没有法的约束限制，人的行为就会失去规范，就会走样。而对于一个失控的行为和变态的心灵，光依靠他自己的悔悟和痛改，确有点费劲。甚至干脆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真正实现对国事的规范引导，实现对国人的有效管理，就必须做到恩威并举，在广泛进行文治的同时，恰当的运用好武功。
前些年，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每年都要开几次宣判大会。看着那些犯了法的人挂了牌子被公安民警押上满街游，大家心里很惧怕，也觉得过瘾。对那些犯了死罪的，在游完以后还要押赴刑场立即执行，我们更觉得解恨，觉得应该。谁让他们不学好呢。法的震慑力在所有人的心目中熠熠闪光。至少人们都害怕犯法，害怕被游街被枪毙。现场教育意义确实不小。才几年的时间，世界奔向了现代文明，国家也开始以人为本文明执法。据说对一些罪大恶极的人也开始用什么安乐死。小县城的公判大会取消了，盖了法院大印的公告也很少露面了，让所有心存不轨的人闻风丧胆望而生畏的刑场更销声匿迹。社会进步了，不等于说犯法的违规的人少了或者不存在了，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如何通过有效的惩恶来扬善，也就成了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体现。有否定才有肯定。不坚决地否定假丑恶，又怎能有效地扶持真善美？
社会是一个复杂体，要想它清一色都是遵纪守法的良民，不可能。对有心人，施以善心善行，他会领你情记你好，可对于那些习惯做坏事而且习惯恩将仇报的人，这种方法显然就行不通了。有句名言就是“没有威信的教育永远是失败的”，我们做人是这样，理一个家是这样，治国更得这样。眼见得那些恶人整天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肆意践踏法规凌辱公理，那些腐败分子一天天胃口更大手段更狂心更黑，仍然坚持情理教育，试图通过感化动其心改其行，显然成本太大时间太长。对这种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不施以最严厉的打击，就必然会有违天理。以人为本遵循的是人的自然属性，遵守的是天理常规，决不是怂恿恶习放任野性。常言道，对一个人的不公平就是对大家的不尊重。如果对恶习不进行遏制对恶人不加以严惩，其实就是对守法者的不尊重！可以想象，对一个贪污受贿几千万的社会大蛀虫，仍然幻想他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仍然被他的几点眼泪几句认错的话所触动，于是置万民的心里接受力于不顾，判个几年十几年，然后再加个缓期三年五年的再执行，法的力效何以显现？那么大的数格都如此轻描淡写从宽就轻，那些小贪小占自然就更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了。几千万，那是个什么数呀，一般人理解起来都觉得抽象，更不用说花销了。这样的事仅仅施以这种力度的惩治，算什么？与其报道这些，不如干脆不说。大家不知道，你就是再坏，不会引起人心的震动和愤慨。更不至于让大家对惩治腐败灰心丧气摇头搔脑。就说最近宣判的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仅2002至2006四年，就受贿3555万余元，造成4657万余元的国家损失，而且家里还私藏军用子弹，仍然只以死缓轻判，这叫什么法呀，震惊之余人会很失望很痛心。我们不是说什么人该杀，什么人该判，我们只想的是什么事该怎么做，这样做了大家心里才平衡。中国人这么多，少几个或者多几个，关系都不大。关键是要倡导什么事能做，告诫世人什么事不能做。否定邪恶就是肯定正气，除恶务尽就是对正义的最好保护。可以想象，拥有几千万的个人资产，在现今的社会还有什么事不能办到？报道了那么多死缓的人，哪一个真正执行了死刑？有哪一个又真正坐了十年八年的牢房而接受思想改造？古人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公。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不公。是对邪气的放任和怂恿，是对公理和善良的蔑视。历史的发展尽管总是邪不压正，但邪气太旺，势必压制正气的健康成长。长此以往，人们会对自己所死守的真善美产生动摇提出质疑，继而也就会随波逐流，忘却信仰失去信念。久而久之，惰性蔓延，俗气就会充盈弥漫到我们的生活空间里。到那时，情势可就不好了。
源于此，鄙人老有一种冲动：该恩则恩，该威还是威点好。治国绝对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