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相声大师马三立说过一段相声叫“马大哈”。说的是天津某机关秘书（或工厂办事员）有一天正和女友打电话，领导让他通知采购员去天津的“东北角买50条猴头肥皂”。他边打电话边记录，电话打完了，通知也写好了。于是，他急急忙忙将通知交给采购员。一个星期后，采购员从东北买来50只猴子放在机关大院，原来他将通知写成“去东北买来50条猴”，结果闹出一场大笑话。从此，“马大哈”（相声）风靡全国。
现实生活中的“马大哈”随处可见，1965年同事汪小妹给我讲过一则真实的故事。1958年她在北京邮电学院读书，她弟弟给她写了一封信，因查无此人被退回老家。她知道弟弟是个小马虎，平时作业写字常常丢三落四、缺胳膊少腿，这回不知又出了什么洋相。她找出退回的信一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原来他将地址“北京太平庄北京邮电学院”，写成“北京太平庄北京油店”，姓名“汪小妹”写成“王八妹”，结果也闹了一场笑话。
我也亲身经历过两件粗心大意的事。1977年我回老家接闺女和儿子来学校团泊洼农场劳动，学校领导告诉我“天津南站有去团泊洼的长途汽车”。谁知天津长途汽车站有两个“南站”，还有一个火车站也叫“南站”，由于我人生地不熟，加上别人乱指路，我折腾了半天才找到名叫“南站”的“八里台”长途汽车站。1987年我二姐从老家来团泊洼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她来电报说“某日到天津火车站”，望我去接。因少一个东字，害得我“东站”、“西站”两头跑，忙活了半夜还没接到人。
中国的方块字难认、难写，读音复杂，这使“马大哈”先生出了不少洋相。我看过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说1927年张作霖审查李大钊的案件时，一位督军说：“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叫李大剑？！”他把“钊”字读成“剑”，于是把李大钊看成“大刀王五”式的人物。
如今孩子起名，时兴用父母双姓。朱彪和芮英的女儿叫朱芮，她现在已是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了。入学那天晚上，班主任老师点名时，她叫道：“朱丙”没有人答应。又叫“朱内”，还是没人答应。这时一位女孩站起来说：“老师，我叫朱芮（瑞音），草字头下面一个内字。”结果使老师闹了个大红脸。
有一天，朱芮同学去天津某医院看病，她挂号后在候诊室等候就诊。不一会儿，一个护士小姐手拿着就诊人员名单，边走边念叨：“叫什么名字不好，叫朱肉，真是的！”她来到候诊室，大声叫道：“朱肉！朱肉来了吧？”没人答应。她又连叫了几声，这时朱芮站起来说：我叫朱芮！于是候诊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我爱读历史，外孙女从北京买来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李史峰主编的《史记》。打开书的第一页映入我眼帘的是“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日轩辕。”我哭笑不得，它将“曰”、“日”不分，又有“刘媪”误为“刘姐”。因本人学识短浅，书中“正”、“误”难辩，姑且马马虎虎地读下去。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的《咬文嚼字》，每月一期，总共出版了150多期，专门披露报章杂志、广告媒体上的错字、白字，误读、误写，真是洋相百出，触目惊心。有些名流、学者也是不负责任，信口开河，不是张冠李戴，就是词义混淆。现代的“马大哈”有的是粗心大意；有的是不说“中国字”，乱读、乱解释；有的别出心裁，乱改成语，甚至视怪诞为智慧，把胡闹当创新。这些人的文章、演说早该进入“文章病院”就诊，或让那些“马大哈”和文字病患者成为众矢之的，使他们清醒、康复，不再欺人害己，使中国文坛少一些灰尘和杂质，还一片绚丽的文化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