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文人的批判甚嚣尘上，说文人剽窃、嫖妓、装逼、无病呻吟，将文人比喻成妓女、狗，仿佛文人刨了他们祖坟似的。许多人因此流着汗声明：“幸好我不是文人。”你不是文人，但你总是一个人吧？是人就有职业，如果是医生，也有收红包与不收红包之分，如果是武夫，也有铲恶除奸与欺凌弱者之分，如果是学生，也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与不学无术混张文凭之分；就算是无业游民，也有坐吃山空与偷鸡摸狗之分，再不济是块肉，也有注水肉与非注水肉之分。
由此可见，那种将文人一棒子全部打倒的观点是非常幼稚的，除了证明自己假撇清，以及吸引几枚眼球之外，实在没有别的用处。

那么，什么是文人呢？
文人并非泛指有文化的人，而是特指平时喜欢写文章的人。在这里，也有职业与业余之分。职业文人就是思想家、小说家、诗人、教授、自由撰稿人、御用文棍、专职网络写手等，业余文人就是平时喜欢读读书，在报刊杂志发表豆腐块，或在网络论坛发帖自娱的人（区区在下可算此例）。
人们指责的无疑是职业文人。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文人队伍确实良莠不齐，有剽窃学术的北大博导王铭铭，有抄袭小说情节的郭敬明，也有制造垃圾文字的韩寒，有吸毒骂人晚节不保的王朔，有浅薄狂妄的步非烟……
然而，这些毕竟是少数。我们不能一叶遮目，一枚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要知道，中国的文人向来就有“脊梁”式的人物，“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历史上像马司迁、嵇康、苏东坡、柳宗元、黄宗羲、李贽、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优秀文人层出不穷，但笔者不想舍近求远，只想想在现代文人中取几个例证。

思想家有遇罗克。他在25岁的时候写出《出身论》，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发起猛烈攻击，打开了无数人的精神天窗，后来因为这个伟大的真理不容于当时的社会，年轻的遇罗克被杀害了。
小说家有路遥。他为了写出《平凡的世界》，光搜集材料就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他说：“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
诗人有昌耀。他用优美的诗句栽下丰茂的青草，无偿献给需要牧养的人们。他在《划呀，划呀，父亲们》里写道：“大海，我应诅咒你的暴虐/但去掉了暴虐的大海不是大海/失去了大海的船夫也不是船夫/于是，我们仍然开心地燃起爝火/我们仍然要怀着情欲剪裁婴儿衣……”周涛在读过他的《命运之书》后，说他是“行吟在青海高原上的屈原”、“一个圣子圣婴，是全身最少沾染世俗油污的人，他的羞涩与庄严说明了他内心的清澈与坚忍。他就是青海湖”。
杂文家更多，笔者虽然孤陋寡闻，却也知道一些的，例如常在《南方周末》撰文的鄢烈山、刘洪波、童大焕、秦晖等人，《新京报》的薛涌……，他们或针砭时弊，或开启民智，实在很让人敬佩的。

这样的单子，如果想继续开下去，可以很长一串。可惜的是，我们对真正配得上“文人”二字的人，往往不会给予过多的关注。譬如现在的电视剧，多是清宫戏，不是所谓的康熙皇帝就是大贪官和珅，有哪位导演想过去拍拍李贽？现在很多读者，喜欢对弱不禁风大烟鬼似的郭敬明惊叫连连，就缺跪下来俯吻脚尖了；许多人对网站上的色情文字、意淫文字食不知味，对真正写小说的人以及真正耐看的小说，根本没有心思瞄上几眼。
人们一味把“中国文学堕落”的责任推给文人，对上述这些造成文人堕落的主要原因却视而不见。
有什么需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市场。黄钟见弃、瓦釜雷鸣的原因，固然有不容黄钟的制度，但更主要的还是有大量喜欢聆听瓦釜雷鸣的群众。
路遥是怎么死的？累死的，也是穷死的。路遥贫病交加的时候，只有咸阳505赠给他五千块钱。昌耀的诗写得那么好，可是现在有几个人看过昌耀的诗？
梨花派的开山鼻祖赵丽华，在《杏花开了梨花开》里写道：“亲爱的，在廊霸路西侧，有几株杏花开了/我这么说，没有带任何情绪，没有在抒情/如果仅仅是在饶舌/对不起诸位，我已打住。”就是这样狗屁不是的东西，居然被评论家目为“以自然主义者姿态进入世俗的存在之中，彰显、澄明人性的本真，建构你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廓大、深邃、充满平和气象的写作场域”，而且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与推崇。
……

面对浮躁的社会，一些文人不能坚守道德底线，将“精神家园”沦为“神经家园”，这是应该鄙视与批判的。但笔者认为，更应该批判的是制度的缺失以及读者和市场的盲目幼稚。试想一下，如果加大惩罚学术剽窃的力度，如果抵制那些制造垃圾文字和抄袭他人作品情节的“作家”，那么一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扼制剽窃风气，二来“见怪不怪其败自败”，那些码字纯粹挣钱吃饭或表演作秀的人，生意自然越来越难做，到最后也就咣铛关门了。
因此，笔者奉劝那些动不动就抡着狼牙棒对文人吆喝咒骂的人，与其将目光盯着那些令人反感的文人，不如在行动上支持那些令人尊敬的文人——如果连反感与尊敬都区别不出来，那就闭上你们的鸟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