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作为中国诗坛上几千年来最伟大的诗人，犹如悬照天空的日月双璧，双峰并峙的巍峨高山，但是后世之人对二人的重视与研究却是不能等量齐观的。杜甫历来被儒家学者们尊为“温柔敦厚”的诗教典范，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而对于李白的研究却是颇受冷遇，多受贬抑。如王安石所言：“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落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大抵宋明理学家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往往着重于所谓的“义理”，即所谓社稷苍生，君臣大体，忠义之气。所以，他们对于李白那些“过于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的诗歌自然是存在着很大的误读。而李杜并重论的持有者，又往往如严羽这般仅着眼于“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为沉郁”，将二人的诗歌美学特征限定在“飘逸豪放”与“沉郁顿挫”之中；又或者直接套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模式来套，称其二人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大高峰，而不论合适与否。然而，深受儒、道、释、纵横等诸家影响的李白，其独特的审美风格是非常丰富的，本文就结合李白生平及其不同时期的诗作来进行阐述。
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生产形式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形态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润，再加上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东南面海，西北多高山，像一个天然的避风港，使中国人民得以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之中，而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的氏族，则担当着这个稳定的农业社会中组织举办公共工程（主要是水利灌溉工程），进行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的重要责任。小农经济的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性以及氏族在维护农民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使得中国人与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亲昵性，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有情宇宙观；另一方面，氏族在古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也铸就了中华民族浓重的群体意识，人们历来都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际关系又同基于氏族血缘的宗法关系仅仅地结合在一起，并推衍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国家组织与宗法组织同构的独特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以追求动态的平衡、杂多中的和谐、自然与人的相应一致的天人同构思想和以血缘为纽带以父家长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为核心，并以此形成了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互济合流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一、美善统一的儒家美学
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是有意识地自觉地依据氏族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在社会各阶级中，普遍存在着一整套和氏族血缘分不开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道德，而这种伦理道德也是历代统治者们致力去维护的。天下太平，秩序井然，正是在这样一种中国传统的文化理想之下，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使得“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具有了能够驾驭和统摄个体意识的力量和深度，使群体意识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以个体意识的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光大”。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被纳入社会道德的监事之中，受到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力量的反复强化塑造，作为个体的人只有与这一社会的道德要求相一致时，才会获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和文化的归属感。
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仁”是立足于“孝弟”即家庭中的亲子之爱，将人的性情的善根善因追溯到血缘亲情上，萌生出的是一种依赖于情感和人性的自觉凸显来实现人间秩序的学说。以我之心度人之心，推己及人，并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到整个社会之中。因此，“仁”也被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一种心灵的自觉。而当这种心灵的自觉与安邦治国、拯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后，便形成宗教般的社会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家国责任心是一种建立于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自觉意识，它蕴含着对历史和社会的忧患意识，又有着欲改变历史，扭转乾坤的浩然之气。
因此，儒家美学作为对其整个政治伦理学说的补充和整合，一直都是反复强调审美或艺术对个体内在道德的教化、陶冶、协和作用和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作用，反复论述美与善的一致性，要求美善统一，审美始终是与人的高尚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的。其基本精神和宗旨就在于追求完美的人格理想，即个体达到与社会伦理道德相容无间的精神境界，自觉地担当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不过，因为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家往往过于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定位与调试合作，而不太重视个人存在状态的自由与真实，这就为道家美学的汇入提供了一个先机。
二、自然自由的道家美学
从史官发展而来的道家，因为对原始蒙昧时代那无拘无束的纯任自然的非自觉状态，包有不切实际的向往之心，使他们在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严酷现实之时，一方面消极遁世，否定现世的一切，“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另一方面，他们又虔诚地沉浸于对宇宙之道的体验，追寻对天道、人到的全面而终极的理解，在天道之中自由驰骋，借此回归朴素与安宁，获得生命的永恒。“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因此，道家的共同追求就是个体生命的永恒，精神世界的超越，瓦解理性的束缚，尽可能地依照天道自然来完整自己的生命，由此而产生的是一种只能体会的智慧和难以明说的个体生命的意义。畅游于这个“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的混冥之境，也使得道家的学说一开始就打上了浓重的美学烙印。一方面，道家从自然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出发，把人类的生活放在整个无限的宇宙中加以观察，其审美理念势必是要求人们排除异己的现实利害与世俗欲求，摆脱外物对人的奴役，变人心为天地之心，以心去拥抱宇宙万物，从天道的本体高度来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达到绝对自由的独立境界。另一方面，执著于自然的合目的性和必然规律性的天然合理的信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纯任自然的态度也发展出了道家“贵真尚真”的审美范式。
追求现实之外的绝对自由和纯粹精神，强调对人性真谛的感知和领悟，对人生最高境界的感受与体验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