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黑衣的人文主义幽幽站在墙角，我想再重头翻一遍书，将这份伟大的遗产草草梳理，而后拉开窗帘，推开窗子，让黑色随着阳光与晨风一道远走。
在翻起《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义复探》前，我一直坚信人文主义踏过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20世纪的冷刻反思之后，已经无比牢固地扎根在现代文明的心脏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接人待物的每一种方式，都经历过人文主义的润泽，折射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可是，在读罢最后一页，我想约翰?卡洛尔说的没错，人文主义在19世纪已经寿终正寝，如今的我们在亡灵的呼吸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忘记该如何开启另一种生存方式。
人文主义这个词或许和国学一样暧昧，人们说不清它来自何方、有何含义，它仿佛如道如自然如头顶的苍蓝穹庐，可以海纳百川、可以无限延展。归根到底，我们无时无刻不将其与人生的本初与意义相关联，它代表了人类对自我的肯定，代表了每个人两种最重要的力量：自由意志和理性。文艺复兴将神话推入渊薮，此后神话不可逆转地被定义得原始而神秘，人类意图战胜神，以意志否定命运，但结果依旧陷于混乱的否定。人文主义本身便是一则失败的神话，因无法树立坚不可摧的信仰础石，便以暴躁的态度否定了与自己对立的一切。然而，这否定对自身的反噬使人文主义者颇不自信，以人取代神并不只是一个口号或一场革命，它是要建立一种秩序，有着“暴君已死，新王万代”的理想和期许。可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人文主义者、知性的代表们却一次次质疑了人文主义的础石之一—自由意志，以何种方式产生的意志才算是自由的呢？莎士比亚在《尤里乌斯?凯撒》中提出质问，而其后继者们甚至满怀悲伤地看到了自由意志与理性往往不能共存。堂吉诃德或许重燃了希望，路德与伊拉斯谟辩驳再三也无法重建新的信仰，加尔文的自我拷问建立了形而上的思想基础，清教徒席卷过西方中产阶级，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却无法取得政治上的胜利，疑惧与负罪感使得宗教改革的个人主义迥异于文艺复兴，却又从哲学上无限靠近了希腊悲剧。伦勃朗并没有战胜魔鬼，巴赫也只是又归向了亚里士多德，音乐敲醒了中产阶级的灵魂，将时代引入了启蒙时代。到了18世纪，人文主义无法再靠在荣誉与信仰的肩膀上，人之为人的定义被重新规范，文化与心灵都在驱赶着宗教的阴霾，启蒙主义像个朝气蓬勃且无所畏惧的天真少年，终结了人们对宗教的崇拜，以“批判的智性”形成发展了几门重大学科，又为许多基础学科开创分支，科学从心灵的困惑中独立，并向人性提出照射。当狄德罗提出人的存在才赋予世界意义，人类已经从原罪的自责中站立起来。对笛卡尔而言，理性即一切，他说“我思故我在”，自此，西方文化对生命的解读从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过渡到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悲剧的人而今落到了自身，历史取代了神话，道德沦为了仆从，功利主义作为明证开始了快乐的游行，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使得物质决定论足够引发惊涛狂澜，休谟的怀疑论是不足为惧的，当自由主义被奉为社会的中坚，理性政治便被卷入了乌托邦的巨大浪潮，法国大革命就此被催生。然而消除了社会中既有的痼疾——迷信、偏狭、剥削、不平等——理想依然短命，从理想乌托邦崩毁的瓦砾中站起的是充满反思意义的浪漫主义，此后西方文化从一个理性至上的极端跳跃到激情至上的另一个极端，到了18世纪末，浪漫主义又不可逆转地化为虚无主义，即便莫扎特的天纵才华也无法挽回。此时，是伊曼努尔?康德让人文主义又重新回归荣誉与道德，上帝是抽象的，道德律是神圣的，自由意志成为伦理学的基础原则，却又被道德所束缚。康德许给自由主义一个道德的未来，赋予自治为人的个体一个伦理的尊严，它对后世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最后，康德也退居到纯粹理性的脆弱中，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终结和拿破仑的垮台，启蒙运动的阳光变得黯淡，一场无意识的摧毁式运动悄然展开，西方文化所有精致典雅的东西都被翻转，靡菲斯特重回人间。科学与道德划清了界限后独自蓬勃发展，人文主义的理想却四分五裂。工业革命冲毁了旧有的文化传统，自由、理性和浪漫主义变成了漂浮的幽灵，在“多余人”的苍白的血液中游荡，而被文化权威禁锢的愤懑却冲破牢笼，野兽们抬起头，无序的世界蠢蠢欲动。人文主义竭力为这种坠落制造缓冲，但最终只徒劳并无奈地落入了尘泥，在其中诞生的刻意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摧残带来了可怕的混乱，兽性在人性背后目露凶光。马克思敏锐地预言了西方文化的毁灭，达尔文更是高喊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人的生物属性极大地隳毁了人的社会属性，平等与荣誉再也无法站上信仰的塔顶，自由意志化身为冲动的魔鬼，急切地在人文主义内部大肆破坏。人文主义不得不在进化论面前躬身屏气，亚当的光环坠入黄昏。在19世纪，对未来的恐慌与虚无感使荒诞主义破土而出，保守主义唯一取得的胜利只是代议制民主的存留，而现代派人文主义则质疑民主与稳定的文化能否共存。固执的克尔恺郭尔将自身禁锢在信仰的悖论中，宗教、伦理与审美的领域次第沦陷，人类最高的激情不复燃烧，诚实如他坦言在信仰中的迷茫，自省让他温暖但无助。而后到了尼采的时代。人文主义死去，但斗士却拒绝了绝望，他不停地寻找出路，从反理性的形而上，到超人的权利意志，再到虚无主义的荒谬与怪诞，尼采的每一条斗争之路都走到了死胡同。弗洛伊德延续了尼采的理论，将哲学引入了精神分析理论，却使得人文主义陷入了更无序的泥沼。随着古典主义大师的逝去，塞尚、梵高、莫奈、毕加索等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无意识的升华，虚无主义任性地被解释为丛林法则，只是这陷阱却又变成逃避疯狂与忧郁的净土。就这样，在漫长的挣扎中，偶然诞生的充满激情的声音迅速淹没在灰暗的浪潮中，人文主义变成了一片死海，荒芜而孤寂。全书之末，人文主义的车轮终于滚入了作者的祖国——美利坚的历史中，只是曾属于欧洲文明那流光溢彩的人文主义已无法重现，美国式英雄试图重现的激情让一切变得俗不可耐。直到2001年世贸双子的倒塌，信仰问题再一次击痛西方世界的神经，对西方文化真正础石的思考又被提及，关于“我”的认知使众人又回到了古希腊时代的警言上：“人啊，认识你自己！”
这不是一本循序渐进地讲述西方文化史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