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为什么？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因为“信心”是“变量”，“黄金”和“货币”是“常量”。有信心，就有动力，有动力就有创造，有创造就有价值的增量，因为创造是一种劳动，“劳动创造价值”。一个家庭，你有黄金万两而不去再创造、再投资，结果只是坐吃山空。变量能保本增值，“常量”是“不变量”，谈不上增值。这就是“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的理由。
《荆楚网》1月3日发布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值得回味》一文（以下简称“《信》文”），将信心为什么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归结于“我们完全没有迷信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选择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充分宏观调控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一直没有这种提法，也从来没有象这样操作过。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没有“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充分”、“宏观调控的”、“有计划的”四个定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来之不易，是新中国建国后经过多种磨难和折腾才提出来的。我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我们已经吃尽了产品经济的苦头，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肉票——肥皂票等等，都是产品经济的产物，什么都需要“计划供应”，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要通过很多关系，经过很多折腾才能“计划”到手。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我国很多领导人和专家学者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和奋斗，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第一代和第二代杰出领导人。很多著名学者为此也付出了很多、很大的代价，著名经济学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就是提出“价值规律”而被“挨整”的。当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提的是“计划经济规律”，对此孙冶方激动地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规律。”因为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规律，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不相容，因而受批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从产品经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取销各种“指标”，摸索市场经济的路子。经过多年的摸索，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再去改变她了。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码事，因为她们所使用的“杠杆”不同。不能将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搅在一起。当然这并不排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计划，但此“计划”不同于彼“计划”。至于《信》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宏观调控的”“有计划的”等等，那是另外的话题，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另谈。
另外，《信》文还提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空前的受到关注”这句话提法错误，“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系统化了的思想，《资本论》是一部著作，著作只有人来写，著作可以主张一种主义，而抽象的“主义”著不了具体的著作。《资本论》的撰写者是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只多了“主义”两个字，但逻辑上却出现了严重错误。《资本论》博大精深，马克思用了几十年完成的宏观巨著，我们不能随便给予不科学、违反逻辑的定义。至于《资本论》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这不是什么稀奇事情，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学者、政治家、企业家都比较重视《资本论》的研究，日本很早就将《资本论》作为大学经济专业的必修课。因为资本主义一直实行的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而马克思《资本论》正是从研究商品入手，《资本论》第一句话就是：“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因此研究资本主义必须从商品入手”。马克思正是从研究商品开始，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发展规律。为什么世界金融危机的今天在西方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空前”的“关注”，那是因为《资本论》有一部分专门论及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规律。所以资本家及其政客和学者自然要从已有的成果中去寻找答案了，现成的东西谁不愿意去用呢？！
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按分类属于系统危机的范畴，解决系统危机的方法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依靠政府宏观调控，否则企业不可能摆脱困境，不论你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国出台的宏观调控方案是令人满意的，中央的十项举措，国务院多次国务常务会议确定的系列应对危机方案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案。所以温家宝总理讲只要有信心就好办，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就是说国家该出台的政策已经出台了，只要你企业善于去使用就能够摆脱困境。否则，你只是观望、守株待兔，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过是“坐吃山空”罢了。所以我们要理解温家宝总理此话的深刻含义，充满信心、用好政策、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