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古今，那些光耀千秋的大思想家所做的贡献，无不是参天地之精华以悟人世之现象，能涵盖于一体者。无论是科学，还是佛教对世界的理解，甚或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基于此。而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好像穷究高山之巅峰去寻找真理，真理的核心却真正蕴含于大海之中。
儒家思想的初衷并非不是：至善致上。孔子一生所做的也无外乎对宇宙规律和理想社会的综合思考，于是他选择了把官与学融合成为一家，以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中国。
翻开典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做的许多好处，比如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绝不能忽略其弊端，就是“官与学”的矛盾常常被其“君与臣”的单向制约关系扭曲和激化，从而造成对理性和为学者的不利，这自然是理性力量在中国长期居于末席的重要原因。
实践检验的结果是，儒家的这种“统一”的探索，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科学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为上述两者其诉求常常是不一致的，并且只有这种不一致才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道家思想在探求人性方面的所得，可以被视为“中国式自由”的典型代表，这种自由与西方的“人性化自由”是不相同的，它甚至忽略了人性，不再有伦理的内涵，而成为一种单纯的“方法论”，老子对世界本原的阐释，已经是“物我俱化”了的，至于其倒退与隐灭的追求，也是对“物”无痛状态的羡慕。这是长期动荡战乱的春秋中国的“自然最高主义”。
道家的这种执着，也许能解释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原因，佛教一来就直截了当地指明：生命本来就是痛苦的。这比道家思想更加直率，因此蒙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
实则中国古典思想最早发端要远的很多，由《易经》思想朦胧投射出来。后来，此理论被狐假虎威地列为儒家的“群经之首”，给自己披上了神秘的光辉。老子的思想也发扬了《易经》的理论。可以说，《易经》是中国古典思想的最精粹，而其发展的荡然则多数是不必要的了。与儒家正统地位的取得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其对《易经》思想的“剽窃”，而蕴含着科学因素的“墨家”，则因为缺乏足够强大的前提，而不为人所道了。
西方科学思想的诞生与发展，比中国要曲折漫长得多。是以古代希腊人的思维方法为核心而发展的，后来在物理方面着重于用数学对物质的垂直剖析，上到宇宙星体，下到原子内部，实践证明，其生命力之强大可堪赞佩。与西方科学思想相比，墨家思想也是有弊端的，就是科学需要理性和逻辑的支撑，而不是仅仅靠经验直觉就够的，而这也是中国文化绝不具备的。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中国宇宙观，也曾经历过激烈争论的时期，最重要的时期是魏晋南北朝，“盖、浑天说之争”即源于此时期，宋朝是其集大成时期。鲁迅曾蔑笑中国人发明罗盘却用来看风水，实际上如果没有风水学说的需要，中国还真不一定能发明罗盘。
总的看来，《易经》思想发展到后来，就是吵吵嚷嚷、浑浑噩噩的明清时期了。
在笔者看来，博大精深的《易经》思想并未真正过时，过时的只是剽窃它的各种“教派”，包括儒教，《易经》核心思想就宏观而言仍然光辉熠熠。举个例子：阴阳。其实万事万物蕴含有“阴阳”并不错，用一个句子来表达就是：相合成序，相余成质。
所谓“相合成序”是指，物体都有“阴阳”，其中都蕴含着“序性”，遇到适合时机，就会相互影响。“相余成质”是指，由“序性”导致的场能，使得质量分配随着运动而变化。也可以理解为，是“阴阳”作用“消化”（整理或排斥）了某些物质。
再举个例子：“万有引力”就是相合成序的表现，星体运动就是相余成质的表现。
据说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之后，甚至连其作者牛顿爵士本人都不理解自己说了些什么，之后数百年，人们却把力学原理与所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强行挂钩，于是就有其子嗣：繁殖力、生命力、影响力……这与中国古典思想家曾试图做的“大统一论”事情是何其相像。
如果我是牛顿本人，一定会对那些理论的剽窃者说一句话：“其实我和他们之间，除了万有引力，一定关系都没有。”牛顿很幸运，因为他的世界是用精确数字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