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外一些专家对世界各国生活模式比较后认为，“衣，以英国模式为佳”；“食，以美国模式为佳”；“住，以俄罗斯模式为佳”；“喝，以中国模式为佳”，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欧流行的饮料是咖啡和酒，有不良的副作用。中国人多以茶奉客或作饮料。”其实，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如果他们多了解中国的喝酒风俗，他们也许会修正他们的观点。
尽管英国人爱好在酒馆里度过他们的周末，甚至“没占到位子也会站着喝一夜酒”；尽管法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四左右，“却喝去了世界总产酒量的30%”；尽管喝酒是前苏联男人的一大嗜好，身为国家首脑的赫鲁晓夫曾在酒后讲话中出尽洋相；尽管白俄罗斯有位国防部长，在一次正式的会议上因喝得大醉连讲稿都念不清楚，被总统当即撤职，俄罗斯有位外交部财政局长也因类似的事而丢了官。但我相信，所有的外国的“喝酒文化”加起来，也不如中国的“喝酒文化”那样“丰富多彩”。
中国的喝酒风俗可追溯到商朝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商纣王曾“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商纣王每次宴会时，都有几千人，他们像牛群饮水一样，伸着脖子到酒池里喝酒。这种喝酒盛况，在欧美历史上是难以找到的。商朝的灭亡与商纣王无节制的喝酒作乐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文人也往往从酒中找灵感，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的诗（或词）中，都很能反映这一点。
中国酒文化与官场的关系也许最为密切，有许多官员，他们的工作往往都用在联系喝酒以及喝酒和醉酒上。2000年，在云南省永善县，有个乡镇企业局局长在酒醉后，还到歌舞厅活动，“结果死在包间里。”如果不是“醉死局长”的家属过于蛮横，咂烂歌舞厅，闹得女老板服毒自杀，也许醉死的局长还会被评为“因公献身的好干部”。有人说，许多文章的内容都值得质疑，惟有民谣却很能反映现实，从许多民谣中就更能看出“中国酒文化与官场的关系”来。如“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伤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委员会，书记说：‘该喝不喝也不对’”。看看，外国人那有这等英雄气概，中国的某些官员只要能与上级紧密联系，健康根本不当一回事；又如“能喝半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能喝八两喝三两，这样的干部不培养，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确实，没有经过“酒精考验”的人，要想在官场上混出点样子，倒是有些困难；还有“革命小酒天天醉，出气都带酒精味”；又有“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酒足饭停，不行也行；饭饱酒醉，不对也对”；又有人纂改《红高梁》的主题歌，唱道“花高价，买好酒，名酒请客赶火候。喝了咱的酒，不想点头也点头，喝了咱的酒，不愿举手也举手；喝了咱的酒，党纪国法一边丢……好酒，好酒。”还有人唱道：“一天不喝党的酒，不知道路线怎么走；一天不吃党的饭，不知道工作怎么干。”在国外，虽然也流传“酒在人间关系中可以起某种润滑剂的作用，缓和许多小的摩擦，”但这种酒的“润滑剂的作用”永不如中国的大，在中国，酒的“润滑剂的作用”可以“缓和许多大的摩擦。”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了法国高档酒最大的市场，几千元一瓶甚至几万元一瓶的酒，在西方，百万富翁都较少涉及，却在教育资金紧缺的中国买得火热，毫无疑问，造高档酒的法国人不知怎样表达他们对中国官员的谢意。
是传统的酒文化使中国的官场腐败加剧，还是中国的官场腐败使传统的酒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也许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据报导，“我国的牛奶产量远不如白酒，”却将有限的粮食拿来酿酒，以此来“麻醉精神消磨意志，”甚至摧残身体。中国有许多肝癌患者，往往是宴席上的喝酒勇士。俗话说：“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这种假借情感来强劝巧罐的喝酒风俗，比起西方的“各自随意喝”的风俗，无疑要霸道野蛮得多。就如《围场》中的赵辛楣为了使方鸿渐在苏文纨面前出丑，用尽各种借口，迫使酒量欠佳的方鸿渐当场出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够朋友，实际上却是中国酒席上常见恶作剧。据报导，就连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喝酒也成了大学生的新时尚。”在大学生中：老乡、同学来了；考试成绩不错；开始陷入情场；当上了班干部；发表了文章等等，都成了喝酒的好借口。为此，在高校里，每年都有学生因喝酒闹事而被学校开除。也有学生因喝酒过度，弄坏了身体，或因喝酒花费太大，变成了“梁上君子”，最终成了阶下囚。
但愿中国真的如外国专家所说的那样，“喝，以中国为最佳…（因）中国人多以茶奉客或作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