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上，忽然有一天，母亲领回来一个女孩儿。个儿高高的，眼睛看上去毛绒绒的，说起话来嗓门特别大，脸上总是带着甜笑。母亲说：“她叫解园。你们小时候还在一块玩儿。”解园反宾为主，热情地伸出手来，“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名字叫小弟。咱们小的时候，有一天你跟阿姨来我家玩儿，我有六个姊妹，你只给我偷偷地送了一颗大白兔奶糖，到现在我还收藏着那一枚糖纸，你大概早已经忘记了吧？”听着她象背诵一首朗朗上口的诗歌似的，我努力地开动自己的脑筋去回想，关于那一颗大白兔奶糖的事情一点印象也没有。我不得不赶快伸出手，很不自在地说：“你好！”
母亲接着说：“解叔叔离休回了陕西老家，解园要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等待分配工作。你是主人，又是哥哥……”
她抢断母亲的话，说：“阿姨，我比他大，我是姐姐。”我可不想多出个也能教训我的姐姐，跟她抢着说：“我比你大，你得管我叫哥哥。”
母亲和颜悦色地拉着她的手进了一间小房子，对着我说：“我给你说不管你俩究竟谁是哥哥，谁才是姐姐，反正你是主人，解园是客人，你有义务照顾好她，她要受了委屈可不要说我饶不了你。”
解园从此开始住下来。
我要早出晚归地上班，下了班又要回复来自全国各地互换烟标的信件，又在学习写作，显得凌乱繁忙没有秩序。她把我的书、报、稿纸之类的都给分门别类地码放整齐。尤其是那些来自五湖四海，收藏烟标的同好们的来信，五花八门，她将这些东西按地区，分省市整理出来，编上号，搞了一个检索目录，大大地方便我的查找翻阅。
我努力地写作，陷入到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作家的梦想，她给我抄写资料卡片。那么爱说爱笑的一个人，在我写作时总是默默无语地坐在旁边。有时，写到很关键的地方忽然想不起某个字，稍微给她一个暗示，她会迅速地给我查找字典，翻阅到我所希望找的那个字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天，她猛不丁对我讲，工作马上就要安排下来了，她要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去，不在我家住了。我乍一听，很吃惊，急忙问她：“为什么不能继续住在这里？我父母亲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你，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欢迎你长期住下去。”
她的嘴巴嗫嚅了好一会儿，似乎是强忍着，想了一想还是说了出来：“你整天除了估捣你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烟盒纸，就是埋着头写你的破文章，啥时候正眼看过我呀？”听她一说，我不禁笑起来，说：“没有正眼看过你，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是那种没有礼貌没有修养的人。”
她也跟着笑起来。我赶紧正襟危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看，“我现在好好看你，把过去的都补回来，行不？”
象一抹彩云飘到她的脸上，急忙低下头去，躲开了我的目光。
过了不久，她的工作解决了，还是从我家搬走了。
等我傍晚回到家，家里还遗留着只有她的身上才会飘逸出的那种特殊气味，可房子里已经是人去屋空，连一只她用过的梳子，或者那怕是一枚小小的发卡都没有留下。
母亲唉声叹气，不无遗憾地说：“你这个傻瓜，怎么连一点心眼都不长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居然听母亲说，解园在那个单位仅仅待了三天，三天时间里光是在宿舍就哭了两天。
我纳闷，解园是一个乐观的，活泼开朗，总是有说有笑的姑娘，怎么会这样？三天里哭了两天。
母亲嗔怪地看着我说：“还不都是因为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
“你真是一根木头，”母亲说。
我怎么会是一根木头呢？我是个很健康的大小伙子。兴趣广泛，胸怀壮志，认识我的人哪一个不说，我是一个有志气，好学上进的年青人。
“她爱上你了！”
这怎么会呢？她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好姑娘。模样好，性格好，又肯学习又勤快。怎么会看上我这样一个只知道读书写字，整天醉心于收藏烟标的人呢？
母亲十分婉惜地继续说道：“她根本不听任何人的劝说，执意要工作，一定要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她到底去了哪里？”我迫不急待地问。
“现在急了，晚了。据说是去了深圳。”
时光荏苒，大约又过了两年多。母亲打听不到解园的下落，开始给我四处托人介绍女朋友。倒也真的去见过两三个，不知道咋回事，不论人家其它方面有多好，一看，长得一点都不象解园，便打不起精神。跟人家坐在风景如画，夜色皎美的黄河边上，只会说一句话：“今儿晚上的月亮真圆。”
屡次失败，把父母亲急的，以为我中了魔障，愣怔了，却也无可奈何。这样又过了一年多，我都二十九岁了。无意间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发现了一个长得挺象解园的姑娘，托人打听，还真有戏。同事一牵线，我们好上了，谈了几个月后，走入了婚姻的神圣殿堂。
一年以后我们还有了孩子。
我们从来都没有闹过别扭，也没有象别的夫妻那样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闹斗嘴。我们的家里总是很安静，她一门心思地看她那些一摞又一摞十二万分枯燥的，对我来说犹如天文一般高深莫测的工程技术方面的书藉。我呢，继续写自己的文章，整理越来越多的藏友来信和日益丰富的烟标。不同的是，作为妻子的文树琪从来都不会象解园那样，很欣赏地看一看我的那些视为奇珍异宝的烟标，更别说帮我整理了。她也并不在乎我发表不发表文章，也没有功夫帮我查字典…
我们相安无事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家里总是很凌乱，不到实在无法推脱作饭的时候，她从来不会去厨房收拾整理。我常说，我们最多只有两句半的共同语言。如果超过三句，彼此都会感觉很不中听，都会知趣的，适可而止地住嘴，默默地坐回到自己熟悉和习惯的地方搞自己所喜欢的，一心一意想干出些名堂的事情。
落寞无奈之中，终于有一天，我俩几乎同时认识到这种生活，压根不是我们双方当初所向往，所追求的。这样一直走下去，对谁都不好。我们做好了分手的准备，平心静气地商量孩子应该怎么安排，不多的财产如何分配，一切都谈妥了。两个人象当初去登记结婚那样去登记处离婚，走到半路，她忽然说：“这么重大的变化，我必须得事先给父母亲打一声招呼。”
我听她一说，不由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可不是吗？这么重要的决定，怎么能对父母先斩后奏？我们不能继续往婚姻登记处走，兵分两路，各回各家，分别去向自己的父母说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