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正在翻阅日本著名的舞台设计家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一书。从《窥视日本》到《窥视印度》，妹尾河童边走边看边拍边画（边写），娓娓道来的作品风格深深打动了我，吸引着我。其实，作者即是舞台设计家也是一名记者（作者在《窥视日本》中以总编室记者身份要求采访）。从妹尾河童到写《暗杀斯大林计划》的桧山良昭先生，我不禁对这两位日本记者敬佩有加。为什么我会敬佩、感动桧山良昭和妹尾河童这两位日本记者呢（准确地说是有他们一样职素养的记者）？松山良昭在采访当年暗杀斯大林的组织者和知情人时表现出的是不卑不亢、锲而不舍和机智灵活；妹尾河童在日本法庭旁听和参观皇室时表现出来的也是不卑不亢、锲而不舍和机智灵活等特点。
1998年至2004年，我在一家地（市）级电视台做记者。参加工作时，记者和其它事业单位职工一样拿财政全额工资，我大学本科毕业，见习记者月工资560元。后来几次资增，到2005年拿记者（中级职称）时，月工资大约是1300左右（拿到手中的）。写这篇稿子的现在到了2008年1月了，拿到手的公务员副科工资是月2100多一点。也许你会说“把工资收入写得这么细搞么呢？”当然了，我有我的用意。当时拿五、六百元工资的时候，记者采访还在流行“红包”。一般来说，“红包”金额通常是100元。对我而言，一个月下来，“红包”收入可能会到500元左右。有时，单位挂牌或公司开业时，记者和其它到会的人一起，可以领到手表或茶杯之类的“纪念品”。坦率地说，我采访到不在乎有无“红包”和“红包”多少。有时，象水电站开工、公路通车典礼等一些活动，“红包”收入则可能会有700元左右。有一次在境外某地，一商人硬要送我1000余元的“红包”，理由不是我为他做事，只是“你的收入不高”。本不想要，可同去的非记者都收下了馈赠，我也只能“随喜”了。对于“红包”的处理，有些新闻单位是要“充公”处理的；不过，我所在的单位到是不做“充公”处理。除了“红包”，还有点稿费，我月稿费200至400元左右。“红包”、稿费、差旅费、电话补助加起来，单从收入来看，记者的收入略高于国家机关的普通公务员的收入。
在没做记者以前，觉得记者这职业还很不错，以为真是“无冕之王”。真正进入了记者行业，才发现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和朋友开玩笑说“还别说你们喜欢《焦点访谈》，如果那天焦点对着你了，你怕要骂娘了。”在几年的电视记者生涯里，我负责过一个新闻述评类的话题栏目，也就是说报道过不少负面或者说是真实的东西。记得一次，一家因污染而被关停的工厂在春节即将到来之季又偷偷开工生产。听说后，我马上喊起同事驱车前往。在厂区，我拍摄了其生产的画面，也悄悄采访了一位知情人。就在这时，厂里来人，大喊一声“你们在干什么？”我出示了记者证，小企业的人并不敢拿我们怎么样，不过他们还是马上关起厂部大门，不想让我们出去。就在这时，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派了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一位干部过来：“哈……是你呀？”他边笑边问“是谁派你来的？”听了他的话，我气不打一处来：“谁会派我来？要说谁派我来的，哪肯定是我们台长了。”他（后来成了朋友）哑了，只好说“领导在上面，叫你们上去。”“什么领导？”我在想“好大的架子，想拿下马威？”我便提着摄像机跟着他去看个究竟。厂长办公室坐的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个副主任。副主任也果真先来下马威“谁让你们来的？宣传部让你们来的？”这态度也惹毛了我：“记者采访用不着事事请示宣传部，更何况你们宣传部不管我们。”接下来是软硬并施，见我不买帐，他放出一句：“反正，这是市长决定的，你敢的话你看着办。”我说：“市长还是管不着我们，如果要找，建议你找主管我们的宣传部。”结果，大家不欢而散；结果，这篇批评报道经过台里评审后，很快就播出来了。事后一天，局长来找我：“市长打电话过来，说是以后要报道这类事最好事先和他们说一声。”局长评并没批评我，我却想“要是通知你了，还播得出来么？”
一次，配合相关部门到某矿山调查污染事件，回来后做了一期《话题》。节目刚播，就接到一个陌生人的来电：“你的报道严重失实，堆金工艺国家并没有明令禁止，你必须在电视上声明更正。否则，我们将到法院起诉你！”电话是某省属驻地单位打来的，他们是此次污染事件的当事人。在电话里，我说：“我依据的是环保部门的结论和数据，要我更正无从说起，而到法院起诉则是你们的权力。”过了几天，环保局一位负责人来到台里找我，说：“你受到了压力了吧？他们还想用送重礼来要求我们放一马呢。”
不管我的新闻监督有没作用，反正很多批评报道都播出了。有时，部分节目也会流产。那一次是报道一栋存在着质量问题集资房。尽管建设方、监理方如何解释，在现场，我还是拍摄到了不少触目惊心的裂缝。拍摄完成后，前脚刚踏进单位，施工方老总就来了。当着我的面，老总向我的上司说：“原来我们做的广告太少了，这次想在你们这里投五、六万。”说实话，在我们这个地方，五、六万元的“广告费”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电视台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上司犹疑了，即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老总有点失望，幸幸地走了。不过，到了下午，局里来电说相关部门找上门来，说是暂缓播出。这一缓，就一直缓到我提笔写稿的现在，仍然没有播出！
做了近七年的记者，跑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不少朋友，也可以说是幸苦并快乐着。有几次也差点惹上官司，可总是“差点”，怪不得同事说“学法律的搞报道安全呀”。虽然，在自己的记者生涯里有幸收到过百姓赠送的锦旗，而让百姓失望的时候却也不少，更不用说这些事其实也值不得书写。为何又写了这些？本意只想描述一下象我一样记者的原始的生存状态而已，并不是象写《菊与刀》的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的“喜欢暴露自己”。做记者的时间越来越长，胆子却越来越小，人也不再不那么“愤青”，而渐渐“圆容”了一些。几年后，一位记者老朋友对已不在新闻战线上的我提起某批评报道时还带赞赏的口气；而我却劝他说：“兄弟，镜头对着基层是百姓喜欢，对着领导是于自己前程有利。”
200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