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按辈分我叫她二大妈，至于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没听人说起过，也没动过问一问的念头。
我印象中，二大妈一年到头都穿着似乎永远也洗不干净的灰黑色的衣服，长得也瘦小，头发卷曲枯黄，手也粗糙，很少说话，庄稼活大多不会做，针线活和家务活做得也不利索。大人们说二大妈打小就有点“不满当”，就是人不机灵、愚笨的意思。
小时候，我一直不明白，我二大伯个子高高的，人长得也不丑，为什么娶了这样一个女人呢？长大一点才知道，他是个离过婚的男人，那年月，离过婚可是人生的一大缺点，何况家里也穷，再找个女人可不是容易的事。找来找去，弄到后来，二大伯泄气地对媒人交了底：“找个会煮粥的女人就行”。就这样，她进了我二大伯的家门成了我二大妈。
后来事实证明，二大妈不但会煮粥，其它常见的农家饭也会做，只是做得不怎么好，比如熬白菜常常咸了，贴大饼子常常糊了。细致的针线活自然不会，但粗针大线地补补衣服倒还凑合，所以，二大伯对这婚事还是很满意。
村里流传着二大妈最经典的笑话是：刚过门的那年，家里养了一头猪，那年头，养头猪换钱，是农家过日子的很大一项指望，很多项开支靠它呢。可二大妈家的猪病恹恹地，养了一年也没养肥，还贴进很多药钱。按我们村的风俗，这种情况，要举行个特定的仪式“破”一下。仪式倒也简单，就是春节的大年夜，到村东头的庙上祷告祷告，再一路叫着猪的“魂”回家；家里人还要把平日喂猪的石槽子扣过来，到庙上祈祷的人进家门，第一句话要问：翻过来了吗？家里人要答：翻过来了，仪式就完成，表示养猪不兴旺的霉运就“翻转了”、破除了，第二年养猪就一顺百顺了。这年的除夕夜，二大伯如法炮制，为保险起见，上庙之前他还特意对二大妈叮咛了一番：一定要把吉利话说好，这才顶着呼啸的老北风动身去了村东头，可当二大伯祷告完，虔诚地一路“啰啰啰啰”地喊着猪的乳名进了门时，二大妈才记起手忙脚乱地去翻猪槽。大伯推开门，高声问：“翻过来了吗？”二大妈答：“还没呐，好像冻上了，不好翻。”
二大妈虽然愚笨了一些，但却生了四女二男六个孩子，说来也怪，虽然几个孩子小时候个个脸、衣服和肚皮都黑黑的满街乱跑，二大伯没时间管他们，可几个孩子长大之后反倒都很精明，四个闺女更是个个都苗条俊俏，尤其是二闺女我叫二姐的，更是全村的人尖子，十八九岁就在生产队当妇女队长，后来竟弄到招工指标进了轧钢厂当了国营工人，当时，这在在小村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多少人都眼红心痒的机会哦，两年之后，更是在城里找下对象安了家，成了光鲜的城里人。
成为二大妈永远心痛病根的是大儿子，五六岁上，炎炎夏日贪图凉爽，大儿子在屋檐跟下睡了一个午觉，二大妈不懂这些保健常识，没有制止，结果儿子受了“房檐风”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毛病，十多岁大腿细骨节粗，多次到医院也治不好，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竟因此死去了。
早些年，孩子多且年龄还小，稍大的又要上学，二大妈不能到地里干活，全家只有二大伯一人挣工分，所以家里生活很拮据。孩子们过年也难得买身新衣服。可二大伯是个乐观的人，二大妈更是懂得知足的人，每年大年初一，我去他家拜年，大伯都会乐呵呵地给我讲他对新生活的感慨：“早先，听人讲，将来是‘平平的大路无人走，拉犁杖的不是牛’，我还纳闷，现在应了，应了，你看，大道上有几个是步行的……”二大妈则照例憨憨地笑笑，不说话，只是把炕上的火盆往我跟前挪挪……
改革春风吹进小村后，农家的日子好过了，二大妈家的几个孩子也都大了。家里有了余钱，翻盖了房子，可正该享福的时候，二大伯却早早去世了。可二大妈身体健康，村里人都说：傻人有傻福，二大妈心闲且知足长乐果然有后福，儿女孝顺，几个姑娘争着接她到自家去住，也有了乖巧的小孙女，于是，她脸上时时挂着憨憨的笑容。只是有一样不如意，就是闺女、儿媳买下的一套套的新衣服她总穿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