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我生长在关中北部的一个小山村。离村庄两里外有一个小镇。每年，小镇上都会举行一次盛会——五月初五庙会。按照当时的惯例，每逢庙会学校是要放假的。那一年，当然不例外，仅半天而已。放假的目的是赶会，对于大人们来说，庙会是庄严、隆重而盛大的，平日里忙碌的人们大都会集结在小镇子上，烧香、拜佛，虔诚地、毕恭毕敬地祈求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而对于我们这些小孩来说，赶会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那是大人们的事。我们主要是凑凑人多的热闹劲，并能享受一下大人们优待——一般像这样的日子，家人都会给小孩一定的零花钱，平时那是坚决不可能的。
正值当午，天高，云淡，花开，蝶飞，韶华少年们的心在天空中放飞，五、六个孩子约定一同赶会。对于从未走出过小山村的我们来说，赶会的心情急切而愉悦。
和其他孩子一样，“放假”后我飞快地跑回家，想向家人索要零花钱并很快上街赶会。幸好，母亲在家，她正坐在炕头缝补衣服，看起来静溢安详。我想过不了多久，她也会上街赶会，因为像这样的盛会她从来没有错过过，她也不会错过。母亲是最疼爱我的，五个孩子，我在兄弟当中排名老四，虽然比我小的还有一个小妹，可是在那重男轻女的时空里，疼爱小妹远逊色于我。我以为母亲一定会给我零花钱的！因为我乖巧、懂事。赶会不只是逛游，难得的消费机会那才是真正的目的。我已经沉浸在和我的伙伴们一同在赶集时分享消费的快乐当中。年代造就了一代人的性格，我以我那个年代孩子们的非常实际而自豪。进餐馆、买玩具我们是不会想的。肯德基、麦当劳，中国当时可能还没有，既就是有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所谓的消费那只是在街头上买些麻花、红薯之类的东西而已。
放下书包，我笑嘻嘻地依偎在母亲旁。母亲低着头轻声地说“放假了”。我高兴地答到“是，我们准备……”。这时，母亲抬起了头，目光慈祥略带凄迷。母亲不但勤劳而且是漂亮的，我一直这样认为。要不是母亲她一人承担着全家的生计，皱纹不会过早地爬上她的面颊，岁月不会刻意写在他的脸上。母亲的眼神是会说话的，当她抬起头的瞬间，我从母亲的眼中读懂了—她已经知道了我要说什么。我欲说又止。母亲最终发话了，“你们在路上当心点，不要贪玩，早点回来……”。母亲继续说，但就是不提给我盘缠的事。虽然年幼的我，但还是理解我的家，更理解我的母亲。祖父母年迈，五个孩子上学，父亲做乡村教师（当时月薪15元人民币），家中除了父亲的工资外，就是母亲用她那勤劳和早已布满老茧的双手到农业合作社挣工分来维系家计。家是贫寒的，母亲实在是不容易。
母亲对于盘缠的只字不提，使我晴朗的心空一下子变得阴霾起来。母亲是疼我的，我的想法母亲是知道的。在我的记忆力，我要的最大的花销每次就5分钱—可以买一根麻花的5分钱，这次也不会例外。我想，这她也是知道的。
母亲继续说的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的我在内心默默祈祷，母亲呀，看到你最疼爱、可爱的小儿子的份上，你能否给我5分钱，可以在赶会时买得一根麻花的5分钱。它不但能够满足我的“馋嘴”，而且能够满足九岁孩子的虚荣心，因为我和我的伙伴们已经约好了呀。母亲看到我发愣的样子，她声音略带嘶哑低声连连对我说“听话，听话”。随着话落母亲的目光迅速地投向了正在缝补的衣裳。感觉被冷落的我还是表达了我的想法：“妈，我只要5分钱”，我的声音不高。母亲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稍微一颤，停止了一直没有停下来的针线活。她慢慢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那目光使我有些怯怕。我在慌乱中又咕嘟了一句，“我和同学都约好了，上街买东西”。声音被刚才更低。“你怎么不听话呢？”母亲的声音不大但非常有力。随之，母亲无语，我无语。母亲看着我，我看着母亲。空气几乎凝滞了，只听见蚊子在耳边翁叫，窗外的蝉声越发刺耳。
在久久的对视中，不知是因为我的被“失宠”还是因为母亲的吝啬，自尊心夹杂着委屈夹杂着对母亲的怨恨，我的眼泪从脸颊不住地流了下来，最终变成嚎啕大哭。那时的我，一直有个疑问，我亲爱的母亲呀，你最疼的最亲的孩子给你索要五分钱，难道你都不能满足吗？哭声更大。
在嚎啕大哭之后的久久的凝噎声中，我模糊地看到，母亲伸出手在衣服的最里层掏出了我盼望已久的五分钱。拉过我的手，轻轻地将五分钱放在了我的手心。母亲始终没有说话。当我接过我用眼泪换回的五分钱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一丝的兴奋，相反感到一丝凄凉，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母亲眼角中噙着泪花，她又低头开始缝补衣服。就在那一瞬间，赶会的心情已索然无味。我依稀看到了母亲在田地里锄地的身影，看到了她为一家操劳疲惫的身影。那天母亲并没有上街赶会。
许多年了，每当我看到母亲那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身体时，每每想起那五分钱的时候，我没有感到当年母亲的“吝啬”，更没了怨恨，而是自我感到惭愧，惭愧地心悸，止不住潸然泪下。
离开老家已多年了，我不知道每年在五月初五的时候，学校是不是还在放假，孩子们上街时是不是还向父母索要零花钱。如果还在延续那个惯例，我想至少不会像我们那个年代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