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我和女儿去参加当年插队同学孩子的婚礼。大家好久不见，自然问长问短，婚礼结束后，还余兴未尽。主人尽地主之仪，把我们安排到县城最豪华的歌厅边唱边聊。
你一首《好人一生平安》，他一曲《小芳》，我不觉兴起，唱了首《相思》。在音响的烘托下，唱得满投入，歌声竟也挺美妙的。
女儿阳阳惊奇地说：“想不到妈妈唱歌还可以呀！”我听了也不觉飘飘然，调侃地向女儿炫耀说：“想当年，妈妈还是文艺队的骨干呢！”好友梁燕接过话说：“那时，我和你妈跳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才叫火那！”
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那个难忘的年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词语，对女儿这代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但是在三十多年前，“知青”这个神圣的字眼，响当当的称号，曾让我们无数有志青年引以为自豪。
30多年前，我插队来到辽西绥中县高甸子公社东赵屯大队。屯前是青青的南山，村后是涓涓的王宝河；东洼稻谷泛黄，西坡梨果飘香。山村景色秀美，农田劳作和生活环境却异常艰苦。我们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收工后，虽然因超负荷的劳动累得够呛，但是年轻人特有的活力，使我们不愿早早入睡。
当时，山村的文化娱乐很少，连电灯都没有，更谈不上听收音机之类的文化享受了。公社的有线广播也时有时无。几本手抄小说传来传去，已面目全非。看个月把轮一次的露天电影，大家都像过年一样高兴。看完屯里的这场，还要到三里五里的外屯追着看，一部片子要看上四五遍。
为了打发枯燥的日子，排遣想家的忧愁，每到晚上，年轻人就聚在门外的大槐树下，有的吹口琴，吹笛子，有的拉二胡，其他人则跟着乐曲哼唱。怀念亲人、抒发情感的知青歌曲当时就是这样产生和流行开的。
当地有几个社员，对文艺特别擅长，造诣很深，属于无师自通的高手，吹、打、弹、拉，样样精通。我们经常在一起自娱自乐。后来根据上级“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指示，成立了宣传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因为是业余的，我们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排练节目，定期到各大队巡回赶场演出。我们自编自演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经常向社员汇报演出。工余后，我们成了社员议论的中心：“这个演得像，那个唱得好……”一时，我们成了他们心中的土明星。
渐渐地，我们有了名气，公社调我们的节目到各大队去演出。记得有一次，我们应邀去糜子沟演出，他们派了一辆大车来接。我们坐在大车上，一路上唱着、笑着。途径南河时，河中有个暗沟，车猛地颠了一下。我们坐在后车沿上的几个人，都颠到了河里，变成了落汤鸡。脸上的妆，红一道，黑一道，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到了糜子沟，大队的领导赶忙借来衣服，让我们换上，又是姜汤又是面条的，让我们好感动。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大棉花球蘸饱煤油点燃后，滋滋响，照亮了乡村的夜空。全村的大人和孩子都来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天晚上，我们的演出特别卖劲，节目加了一个又一个，返回村时已是北斗西沉了。
还有一次，我们来到朱仙屯汇演。由于那天割稻子收工迟了，晚饭吃得匆忙，加上赶路又快，到朱仙屯时，我的肚子疼得厉害。带队的王文成和王淑贤大姐，赶忙找来四片止痛药，让我服了两片。我忍痛跳完《我爱祖国的大草原》后，觉得不太见效，压轴戏还有我的拉场戏《杨小琪看梨》呢！我恨病不好，就把剩下的两片也吃了。心想这回该见效了吧。谁知在我换好妆上台演出时，脑门直冒冷汗，手脚冰凉，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我坚持说完最后一句台词，在大家的热烈的掌声中，刚迈进后台就晕倒了。大家这一惊非小，又是掐人中，又是擀胸口，朱仙屯大队的领导忙着去找赤脚医生，不料赤脚医生巡诊去了。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再三挽留，大家把我送回来。领导忙把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张大姐找来。大姐问明情况后，知道是服药过量引发休克，连忙给我灌糖水洗胃，又打了一针，折腾了半夜，大家才回去。第二天，大家都来看我，队里还特意给我放了两天假。我的无知，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我已很是过意不去；大家还是这样关心我，照顾我，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们宣传队走遍了高甸子公社的村村屯屯，在社员劳作之余，给他们送去了欢乐，也密切了相互关系。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也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纯朴善良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如今大家的生活都富裕了，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虽然歌厅、TV房等应有尽有，但是我总觉得没有那时社员围在一起扯上嗓子喊来劲、过瘾。在我心目中，歌舞厅里尽管五光十色，却怎么也比不上乡村赶场演出时的煤油火球明亮与温馨。
下乡五年里，我当过大队的板报员、小队的记分员、兵团报道员、学校的民办教师。龙屯水库有我担土的身影，南山梯田有我洒落的汗滴；乡间夜晚有我甜美的歌声，田间小路有我赤脚的足迹……
哦，那年、那月，那灯、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