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姐是夸伯家的老四。“桂姐”这个名字，还是我落笔之前问的兰姨，她也不知道她的学名。在我们村上，彼此之间唤名字，大都跟着他家里人叫，家里叫她“桂姐”，我们就叫她“桂姐”。
桂姐和我一般年景，有没有和我同过学？记得不太清楚了。一个村的同伴们，反正都熟悉得很，大都在母亲手里启的蒙。我和庆幸，母亲没教过我。桂姐被母亲教过，这么一来，桂姐就没和我同过学了。
也有可能同过学的。
母亲说，我没有照看，从三岁起就开始读一年级，一直读到七岁才还是升级。当时的学校也没开幼稚班，母亲只好把我放在她的教书里，把我编在位子的最后一排。三岁的个子当然沟不着桌子，母亲就没给我安排凳子，一个人一张桌子，站着跟着上课。也是没有课本的，因为我没有登记在册，学校也是看母亲拖着两个拖油瓶没办法（当时还只有我和弟弟）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的绿灯。
我时常从母亲的教室里走失，我得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弟弟在摇篮里睡觉呐，一醒来，我得跑出去摇啊摇。其实也没摇几下，食堂里的伙夫信书伯伯听见哭声就来了。他是个特别热心的人，父亲每次到学校接我们回家，总会给信书叔叔一包香烟。
母亲年年都教低年级，给娃娃们开毛荒是学校老师们都不愿干的事情。母亲教低年级是好手，经验丰富，学校指定她只教低年级。若是与桂姐同过学，大都是那个时候了某一年了。若是桂姐比我小的话，那真的就没同过。
其实我是希望与桂姐同过学的。在我的印象里，桂姐和她的几个姊妹都很乖巧，能说会道的，村里的伙计们都给他们面子，不敢欺负他们。而我和弟弟长期是受欺负的对象，因为母亲管得严，不准我们和伙计们开战对骂，更不说对打了，因此心里特别的“崇拜”桂姐家的几个姊妹。
当年桂姐的弟吧就长期给我和弟弟设置障碍，不是放狗出来吓唬我们，就是拆掉经过他家旁边的那个临时铺搭的木桥。弟吧是个木脑壳，嗓门大，力气大，读书却不怎样，没什么主见，成天拖着两条鼻涕虫，两只袖子油光油光的，都是鼻涕呷。
真正的幕后“主使”是桂姐。好像是我得罪了桂姐，后来弟弟又骂了弟吧“鼻涕虫”。鲢鱼说我有很多的铅笔刀，桂姐找我要，我不肯，桂姐嘴一瞥，走了，之后，见了我就向我翻白眼。不是我不肯，我的铅笔刀和铅笔都被鲢鱼他们给忽悠过去了。为此，母亲还打了我，打得不轻，都惊动了父亲，还和父亲吵了很大的架。
想和桂姐同学，当然是想得到她的“庇护”。不过，这都是年幼时候的想法了，如今回想三十好几年前的事情，好多的情节都稀疏了，好多的细节都遗忘了。比如桂姐，我除了记不得她的学名之外，连这些年她的去向都一无所知。只记得她有着睫毛很长、一双眼睛圆溜溜的、皮肤很黑、笑起来还有两个深酒窝，就是这么一个样子。这个样子是她十五六岁时候的样子，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着她，二十五、六年的时间，我一次也没见过。
和桂姐没同过学，又有那么多年没联系过，为何总是想起她？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的梦里，经常出现这么一个场景：满月的初夏夜晚，村里人都安歇了，我起床拉开菜园子的竹门假装小解。其实我是要穿过菜园子，跨过一道小水沟，摸索到桂姐家的菜园偷栀子花。还没摘几朵，就被桂姐隔壁的大妹发现了，以为我是小偷，要偷桂姐家的东西，我忙呵住大妹，压住声音，向她摆手，要她不要喊……
梦往往到这里就醒来，醒来，我就会想起桂姐，想起儿时栀子花开的时节，桂姐每天都戴着两朵栀子花上学。我捏手捏脚地跟在桂姐的身后，想找她说话，还没开口，桂姐的两只辫子一摆，两多栀子在空中划着好看的弧线，还散着香，步子更快了。我试了好多次，她都不理我。羡慕桂姐头上的栀子，希望哪天母亲也替我向人家要了两朵给我戴上或者容许我插一株栀子树，但这几乎不可能的，母亲太古板了，对我太严，几乎苛刻。
想得到桂姐头上的栀子，也有可能列在我想与她同学的缘故里。想啊，若能与她同学，是不是就有可能和她套上近乎，讨来两朵栀子。我呢，也不用每年那个时节惦念桂姐家的那两树栀子了。
可以说，栀子是我童年的一个印记，一种美好，甚至是一个梦，一个向往。栀子又是我乡愁的“代言”，栀子以一种朴素、淡雅的形象潜行于我许多关于乡情的文字里。每年的栀子花开，记忆之门就此打开，直到夏花浓郁，蝉声鼎沸，我才不舍地将心底的栀子花香徐徐合上，酝在那里，待到来年。
桂姐的二姐于我有救命之恩。
我六岁那年，和弟弟跑通校，一日回家之后和弟弟在奶奶屋旁边的堰塘边上玩。母亲叮嘱过我们两姊妹，不准下堰塘的桥码头玩水，否则，要打断我们的腿，母亲说得一点都不夸张，腿可能不得打断，竹棍子倒真的会被打断。弟弟才四岁多，哪记得住母亲的叮嘱。到了桥码头，弟弟要下水洗脚，我不让，搬出母亲的话吓唬她，说深水里有鬼，你下去会缠着你，不让你起来，会淹死的。弟弟胆怯起来，说，姐姐，你先下去讨试深浅，我也不敢拉，弟弟就向我身上浇水，把我浑身都浇湿了，我年岁也不大，经不得弟弟这么一疑惑，竟自下了水。我身子一下到水里就由不得意识了，失去了掌控，我在水里挣扎，身子越挣越远，越挣越沉……
二姐将我拉起来的时候，弟弟坐在桥码头嘴里还在喃喃着：“嗯，姐姐，嗯，姐姐，哪个要你讨深浅地……”这是后来听二姐对母亲讲的。十二岁的二姐那天在家病了，躺了一天，天近黑了，大人们出工还没回来，起床透气准备做晚饭的，走到堰塘边，看弟弟一个人在桥码头用脚玩水，嘴巴里还不停讲话，才晓得我在水里起不来，跟着我的扑腾声才拉我起来的。
若不是二姐救我上岸，我早成了母亲形容的水鬼了。二姐出嫁的时候，母亲送了她一对枕巾一副床单，还叮嘱我以后要多走动二姐。二姐的婆家就在隔壁队上，结婚之前偶尔回到老家得知二姐的消息，不是怎么好，还喝农药自杀过，为丈夫赌博还是别的什么事情。二姐的救命之恩，我没像母亲说的那样和二姐走动，但一直在我心里，从来就没忘记过。
这些年，桂姐娘家有什么事情只要是能帮上小忙的，都会去找来做。每年回到老家，要远就要喊：“夸伯姥姥，给您拜年！”夸伯的应声依然如当年般清脆，却多了几分亲切，去了当年的霸气。
只是桂姐，那个小的时候我特别想巴结的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