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桥，一个叫石头。一个在大学里面当教授，一个在农村扒土巴。其实，两个孩子的天赋差不多。因为父母的问题，却决定了他们的一生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
我这个人有这么个个性：不论是在哪个岗位上，都是忠于职守的。一出校门，就执教鞭，那个认真劲是甭说的了。教学生，总是恨不得一锄头挖出一口井。桥和石头都比较调皮，因此，那根作为教鞭的棍子经常落在他们的身上。石头没娘，衣衫褴褛，一下课，就和同学撕闹，本来已破的衣服常常扯得筋挂四缕。布置写字，他把毛笔拿到嘴上舔，趴在桌子上如同一种名叫乌嘴的黄鼠狼一般。作业虽然做对了，我的批语总是四个字：最不清洁。我在上面讲课，他在下面跟着同桌嘀嘀咕咕的。我火了，拿着个棍子没头没脑地搌。打得他眼泪直往下流。我想，那时，他一定是恨我的，包括他的家长，谁人不疼爱自己的孩子？没想到，大年初一，他一家三口，70多岁的爷爷和鳏居近十年的父亲及他竟到我家来拜年。一进门，爷爷就丢开拐杖朝我行跪拜大礼，我赶紧跑上去，抱住他，折杀我了。严师出高徒，他爷爷说，老师，我这孙子交给你了。人世间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耄耋之年人的重托呢？那一刻，真的把我感动了。我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生时代生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水我自已最清楚水为了做到不误人子弟，我打货卖货，边教边学，居然也能从容应对。石头，自然而然成为我最为关注的寒门弟子。我认真教，他也认真学。由于功课优异，从一个山村考进县城第一所高中，并顺利地进入了大学的殿堂。而桥呢？还是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布置的数学作业他竟因为贪玩而不做，听到下课钟声，就想跑。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冲动，使我失去应有控制，我站在门口，一下子揪住了他的耳朵。谁知这下闯了大祸，时值冬天，桥的耳朵生了冻疮，我把那冻疮上的壳子拧落了，直冒血。桥哭了，径直往家里跑。不到一会儿，桥的父亲拿着打杵赶到了学校，气势汹汹，要给儿子报仇。我想当面解释并向他道歉，他却不给我机会，没办法，在同事们的劝阻下，我选择了回避。桥旷了两天课，又来了，作业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我也懒得管，凡事悉听尊便。桥的成绩原在中等偏上，结果一年不如一年，跟不上，没兴趣，读到初中肆业就辍学了。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我今年已近50岁了。每年生日，石头来看我，逢人便说，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桥的孩子也已经住上了中学，他自己已变成了闰土。见了我，却异常的亲热，他说，他不恨我，只恨他的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