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农历壬申年的冬天，天气有点寒冷。车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上，欲雪欲雨的样子。好久没有回故乡了，只因叔伯大哥从乡间打来电话说，小镇上独居的母亲老毛病内风湿又发了，我便匆忙搭上车，不知母亲病情是否加重，心情感到有点焦虑与郁闷。
刚下车，就听到断断续续的鞭炮声，从老街口传过来。便伸长脖子一望，远远的老街上头，人头攒动，缓缓地向新街口方向移动，当时，我有点纳闷，如果是娶媳妇嫁女，不见彩车、挑礼的担子，说是出殡，也未见花圈、挽匾和高高飘动的轴子。更未听见劝堂班的锣声和哀鸣的唢呐。随着腾腾的硝烟和人流缓缓而来。这时我身边已挤满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一个个正在引颈张望，我随便地问了一个熟识的男人，好象是老街上住的杀猪佬，一时叫不出名字来。只见他笑了笑，很轻飘荡地丢来一句：“打锣剩消了。”象扔一张手纸一样。
“啊……”我张着大嘴，还想问一句，那杀猪佬不知什么时候走开了。只因惦记着生病的老母，也无暇顾及便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当我走近家门口，见母亲正在街道旁摆弄着什么，弯着腰，手里拿着三柱香，地上摊放着一堆黄色的散火纸，一挂已剥开了的鞭炮放在窗台上。母亲一手抚着后颈部，一手搭在额上作檐状，正望着上街缓缓移来的人群，我叫了两声母亲，大约母亲未听见，等走到她的面前，母亲才发觉是我。估计见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
“啊，阿剩死了”母亲叹道。
母亲见我并未回答，以为我不知道是哪个阿剩，便似乎有点生气道：“那个阿剩，打锣剩你不记得了？”我却无所谓，一个打锣剩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家乡小镇，可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人物，我心里不屑地“哼”一声，死就死了呗。
上街的人流缓缓地向前越来越近。街道两旁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炸响，香与火纸点燃起来，冉冉弥漫的青烟有点呛人。不一会儿脚夫们抬着一口黑色棺木，他们肩并肩，手搭着手，蹒跚一致整齐的脚步晃过来，母亲慌忙着又点香又烧纸，并喊我赶快帮忙把那炮子点燃，然后用悲戚的目光看送殡的人远去……
说起打锣剩，我依稀地记得，孩提时就是那个模样。癞光头，没有一根毛，左眼烧疤，眼睑向上外斜翻转着，红灿灿的。右眼是好的，但眉棱没有几根眉毛。特别在印堂中有个凸起的肉瘤，初看起来有点恐怖。要是在晚上突然碰面的话。不把个人吓得半死才怪。他常年穿着一套草绿色的军装，那是民政部门救济的。在冬天，也只穿一件褪了色的军棉袄（看起来是抗美援朝时的样式）好象他未扣上纽扣过。一条汗渍斑斑的大手巾拦腰围着，袖口也磨蹭得油光可鉴。绿色军裤下面配一双马口雨靴。靴子显得很旧了，变成淡黑色，没有半点光泽。脚趾上方贴着两个椭圆形的用板车轮内胎做的补丁。红红的醒然如同一双兔眼。春夏秋冬里，不管是晴天雨天，那双靴总是穿在他的脚上，很少见他换过。在我的眼里总是沾着那么多泥巴与油渍。当时，我们还懵懂，不知世事，街头巷尾碰见了他，一群调皮孩子们总是喜欢跟在他的屁股后，阿剩提着锣在前面走，孩子们总是在他后面喊。也不知是谁给阿剩编了两句顺口溜：
打锣剩啊！嘡也！
盐菜拌猪肠，嗳！
吃了几十碗也！
还要上街去买糖……！
老婆接到屋了
看守崽就脱壳也……
那打锣剩开始也懒得理我们，我们这群孩子就越发胆大，竟然悄悄地跟近他，在他不注意的时候猛扯一下他的衣襟，然后转身就跑。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突然转身作赶状，并向我们呲牙咧嘴的，我们就像一群被赶的麻雀，一哄而散。胆小的只有远远的跟在后面，边跳边唱，看他不赶了，胆大的又便又象散了的鱼星儿拢向前去。他照旧吓几回，看不奏效，就追几步，追不上就气得直跺脚，便破口大骂起来：
“娘卖ｂ的，有娘生没娘教的……”再嘀咕两句便头也不回地照旧打他的锣去了。
父亲在世时，也偶尔讲些阿剩的身世。说阿剩是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日本鬼子捉扶子来到这里的。当时的阿剩大约九岁。日本撤走以后，阿剩就流落下来了。大家都觉得阿剩可怜。就有人关心地问他是哪里人？家住何方？有什么亲人？他的头摇得象货郎鼓。然后喃喃道，过了一座石桥就是我的家。我家门前有棵好大好大的树。别人再要刨根问底，他总是重复着这句，人们无法问清他的身世。

解放后，土改时期。我父亲当时是农会主席。根据政策，阿剩这样的人，也可管可不管的。但父亲想到自已也是一个孤儿出身。他的身世与其感同身受，父亲便去政府把阿剩作为一个贫雇农身份来争取。政府便分给他一间房子，以及一些日用品，阿剩就这样在小镇上落户下来了。
阿剩是不会耕田种地的。他只会干一些杂事。比如打打短工，放放牛、挑挑水。或者红白喜事中搬搬桌凳，跑跑腿、打打锣、催催客。人们总是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想到了阿剩。阿剩可是随叫随到的，从不推辞。如果是左邻右舍需要帮点忙的。一顿饭，一支烟，杯把酒就可以打发，而阿剩也从不计较。阿剩最受欢大家认可和苟同的，就是这个人做事有始有终。勤快又不偷，而且也不那么傻笨。比真正的帮工好吩咐，好衍得多。有时给块把钱或件吧旧衣就可以了。阿剩总是直点头喊谢。
而阿剩这一生最乐意、最快意、最得意的事，莫过于打锣的活。他打锣倒不是说是劝堂班的锣手，讲协调配合。也不像戏班打闹台的锣要讲究节奏板眼。他想么样把敲就么样敲，越大声越好。另加上他那破玻璃瓶子的声音，满街巷尾都听得见。那时候，开会召集或红白喜事通知，不像现在只要在电视台上一转播或用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而过去这个艰巨任务就落在了阿剩头上了。特别是“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的年月里，恰如老百姓戏谑地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三日两头要开群众会，这可把阿剩忙坏了。窜上窜下，从街头到巷尾，满耳是“嘡、嘡……”的锣声和着阿剩那破玻璃的嗓音。到处是阿剩幢幢幌幌的影子。今天听他喊到政府礼堂去开批斗大会。明天听他通知到街口集中举行游行。后天说到学校操场参与公捕反革命份子公审大会……只有打锣的时候，阿剩才有了不起的神采。他觉得这是一件无上荣耀的差事。有些人问他开啥会？他会陡然正色道：“你去了就不是知道了吗？”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好象他也是镇里的干部了。
阿剩闲的时候，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