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铁木真率部南进,所向披靡之时,当拔都驱马直击,兵临俄罗斯之时,当忽必烈攻陷临安,逼走南宋皇帝之时,这些盖世的英雄汉子们凭着一腔征服的热血创造了一个个神话史诗,他们的眼中是无限扩大的国土、无限增量的财富,游牧者的天性驱使着蒙古人走向中原这片陌生的土地。
中土人士历来习惯将少数民族统称为“蛮夷”,心理上有着自然而然的排斥和蔑视,尚未开化、缺礼少仪似乎是“蛮夷”的代名词。故而蒙古人的胜利刺痛着所有汉人的心和尊严,这也是勿庸质疑的。
哪怕是在今日,我们也常常说谈话的先决条件是平等和尊重。所以,当蒙古人的铁马踏遍神州大地之时,矛盾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蒙古人是强者和侵略者,文人士子是弱者和屈服者,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高洁义气大多时候只能表达文人们的一种志向,事实证明,这场无声对峙的结局只能是文人们的妥协和服从,文人的骨气始终敌不过冷兵器的煞气。不得重用,郁郁寡欢随着文人们的身影一路南下,他们留连在勾栏瓦肆,沉醉在江南的旧梦里,与那些娇美多情的歌伎们互诉衷肠,只叹世间唯愿得一知心人。
就这样,灿烂的元曲时代悄然到来。政治上严苛强权,文学上则百花齐放,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不多见的现象。唐诗宋词秉承着国富民安的盛世华彩,那么,蒙古人的铁马在这民族矛盾明显的时代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
元朝统治者的生活无疑是奢侈的。皇宫中不乏歌舞宴会,有名的“十八天魔舞”便诞生于此等土壤,比起妓馆歌楼中文人作曲、名伎唱和的和谐雅致,皇宫里的生活显然热闹香艳得多;蒙古贵族们对土地和帐篷念念不忘,哪怕在远离摹的都城也要搭帐行乐,强占民地更是家常便饭。
庆幸的是,忽必烈不是狭隘的武夫,他也许不太懂文人们的清高和乐趣,但他懂得统治的真谛——长治才能久安。他对赵孟趒推崇有加,尽管赵曾被骂“没气节”,但忽必烈毕竟显示了一个帝王的姿态——你们不必哀怨,我的统治不是打击文化,只要你们做顺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文人们顿时在勾栏瓦肆间找到了寄托,抒发了情感,对社会底层的同情也代替了愤青情绪。也许有个假设应该提出来,元曲的遣词造句不如诗词要求严格,追求一种自由的意境,后人阅读间常产生驰骋的快意,不知是否受到草原民族的气质影响?
文人和蒙古贵族更多时候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除去那些对中原文明感兴趣的少数分子,大部分时间他们各有各的空间,各有各的爱好,没有太多利益冲突。虽然文化的撞击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然而这时朱元璋似的“文人不为我所用,则诛之”的极端和铁血却还未降临。这倒是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同一文明的统治者有时会将文明推往危险境地,上有秦始皇,下有隋炀帝,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杀文才强过自已的名士,自然都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举动。
也许,正是元朝统治者不重文章重统治的政策无意间营造了一个失意而隔绝的空间,进而让文人们的华采尽情迸发。如此,后世众人看到如此丰富多彩的语句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