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医闹”的话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热议。作为一名基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卫生组的兼职负责人，同时也作为国家公务员和一名业余法律援助者，一方面我有机会与来自医疗机构的政协委员进行了深入地交谈，也曾经作为医疗机构方委托代理人参与过与“医闹”的谈判，了解到医疗机构面对“医闹”时的无奈和苦衷；一方面我也有机会接触到需要提供法律帮助的患者及其家属，更是深知他们在置身医疗事故纠纷境地时的无助和痛苦。
所谓“医闹”，就是帮助出现医疗事故纠纷的患者及其家属，专门针对医院和医生进行吵闹纠缠，以从赔偿款中牟利的群体。现在这样的人已经逐渐形成了气候，他们最高兴的是有医疗事故发生，并且是越严重的事故越好！当患者在医院遇到麻烦时，他们就出面帮助患者出谋划策，其方法很简单：组织一批人到医院“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医疗怪圈里的新“毒瘤”？它的滋生和蔓延最终伤害的是谁？
首先，医疗事故的受害者维权难，使得以“恶”解决医疗纠纷的群体“应运而生”。就医患双方地位来看，患者属于弱者。当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最无法接受的是那种医疗事故的“近亲鉴定”。在我国目前的审判实践中，还存在着重医学会鉴定而轻司法鉴定的现象。无论是过去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还是现在的医学会的鉴定，都是独家鉴定，其鉴定结果因鉴定过程缺乏应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而难以让人信服。我们知道，鉴定成员一般都是各大医院的专家，这些专家与纠纷医院往往都有着各种关联，“关门论是非”往往使“医医相护”不可避免。加之医疗事故鉴定体制是集体鉴定制，鉴定人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往往又会使“集体负责”变成“大家都不负责”。此外，对鉴定活动的监督虽由卫生行政部门实施，但卫生行政部门与医学会本就是一家人，从而使监督流于形式。面对这种体制，采取正常途径难以维权的受害患者，除了借助“医闹”的力量来讨回公道，实在是别无选择的路径。何况，饱经病痛折磨及经济损失的患者们，还得把获赔中的相当部分分割给“医闹”们呢！从成本与风险角度讲，若不是患者们迫不得已，也绝不会花钱雇请“医闹”去“闹”的。因此，如果我们真正从健全医疗事故的体制下功夫，让医患双方走上解决医疗纠纷公正客观的大道，赢者坦坦荡荡，输者心服口服，还有谁去找那些惟利是图的“医闹”出气？“医闹”这种医疗怪圈里的新“毒瘤”还有滋生和蔓延的空间吗？
其次，“医闹”的滋生和蔓延，直接危害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最终伤害的是广大老百姓。带有胡搅蛮缠性质的“闹”，一是恶化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必然造成医院在对待疑难病症上的推委和拒医；二是为了减少个人的风险，医生必然在病人诊断上更多的借助医疗仪器，将加大患者的医疗开支；三是医闹有可能被某些本来就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他们往往是希望患者越痛苦越好，希望医疗事故越严重越好，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帮了患者大忙，但在出发点和主观意愿上都是卑鄙和可耻的；四是开了以“恶”解决医患纠纷的先例，如果这种过激的维权方式屡屡得手，就会在社会公众中产生以取闹方式来维权的模仿跟进，助长黑恶势力的滋长。因此，从深层次分析，医闹最突出的“仗义执言”性质会把它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掩盖和蒙蔽！
既然“医闹”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选择采取治本的措施。今年以来，各地取缔“医闹”的呼声引起了各界的共鸣。有的地方试图通过聘请民警担任医院的副院长来解决这个问题——据说民警进驻医院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解决医疗纠纷，防止“医闹”扰乱医疗秩序。对于这种看似“有力”的措施，我却深感它背后隐含着诸多的悖谬。弄不好不仅无法根治“医闹”，反而会与“医闹”在最终伤害老百姓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这是因为民警到医院兼任职务，违背了《公务员法》和《人民警察法》，也有悖于社会公正的原则。试想，作为副院长的警察，老百姓会相信他们不在医院拿报酬吗？医院一旦“有事”，比如出现“医闹”等，当副院长的民警处理问题，是以民警的身份，还是以副院长的身份？其是否能依法公平、公正办事？身份已不中立，又如何能赢得公众的信任？特别是当患者因为医疗事故纠纷正常地到医院交涉时，会不会被和医院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副院长警察当“医闹”处理？这种以治理“医闹”为理由而出现的“嫁接”职务，传递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在医院和患者之间，正形成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效应！难怪有人惊呼：在这样一种利益格局面前还奢谈什么医患和谐？
解决医患纠纷、促进医患和谐的关键在于：从制度上来保障医患纠纷中占弱势的患者一方的利益，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的成功率。因此，取缔不如取代，如果人们试图通过“医闹”所能起到的作用有一个合法的机构来发挥，比如医疗纠纷救助中心，其员工拥有完备的法律知识和医疗知识，在发生医患纠纷时，可以作为患者的代言人，和院方对话以解决问题；比如最大限度地公布医疗信息、消灭天书处方、尽快破除医疗事故纠纷“老子听证儿子”的不合理制度安排，让利益中立方而不是医院的主管部门来确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等等，那么，人们还会不会一心去请那些“医闹”维权呢？退一万步讲，就是那时候仍然有不讲理的人请人来“闹”，我们的对“闹”的打击是不是更理直气壮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