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玉波，一个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学生，也是我教过的八百七十几名初中毕业生中家庭条件比较艰苦的一个。大多数熟悉他的人都只知道他现在是“付玉波诚信皮毛货栈”的老板，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有着常人不曾经历过的坎坷过去。
付玉波的家住在一心乡团结村宫家屯儿，距离一心中学大概有十四、五里地的路程，由于那时经济状况不好，他们兄弟三人只能靠着那两台破旧的自行车，每天往返在家与学校之间。然而，从不曾因为这些误过学业。
记得当他上初三分到我的班级的时候，他的哥哥付玉祥已经毕业了，条件相对比上一学年好了许多，起码他能够和读初二的弟弟各骑一台车子。
付玉波上学虽然很少旷课，可迟到的时候比较多，后来听当地的学生说，他母亲多病，经常不能下地做饭，父亲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他又没有姐妹，每天的早饭和晚饭就只有由他亲自做。一个半大小子，每天要往返三十来里地到校读书，还要为父母亲、兄弟们做饭，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自从知道了这些，我再不曾提过迟到的事儿。付玉波是个很要强的学生，从不曾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说自己的家事，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他是个没有任何负担的整天都充满着快乐的学生，可知晓内情的人都知道在他那每天的快乐的背后不知道付出了多于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几倍的精力和汗水。每天别的孩子都是等到母亲把饭做好了，端上桌子，把要带的干粮或是买午饭的零钱都准备妥当了，还赖在被窝里不起来，而他却在灶台上下正忙着呢。
付玉波不但各学科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还写一手好钢笔字，记得我们三年级组教政治的也是当时那茬教师里边钢笔字最好的侯坤老师一次在翻看我正在批改的作文本子时，无意间碰到了付玉波的本子，打开一看惊讶地说：“这小子的字怎么和我的字体这么像？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付玉波的劳动能力非常强，也比一般的学生会干。学校秋收割地也好，外出支援也好，在校内干零活儿也好，无论大型劳动还是零星小活儿，只要班级里每次有难度大的或技术性比较强的劳动任务，老师们当时第一考虑到的就是他。特别是学校抹房盖儿，他和饶春斌首先是和大泥和往房上甩大泥的第一选手。说句心里话，和大泥和甩大泥那是个较劲的活儿，谁干都累，学校那房子举架高度都是三米八、九，熊勒吧唧的成年人都绕着走，就别说十六七的学生了，但是付玉波却从不躲避。也正因这诸多方面，付玉波升初三进了我任办主任的这个班没几天，我就对他另眼相看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我首先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就连我家那年秋后后接那一间面积不足十六平方米，举架高度只有两米七的小厢房儿上房盖儿都特意要他去帮了一天的忙儿。当过班主任的人都知道，特别是高年级班主任，没有不倾向于那些凡事都能让你放心、让你信得过，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挑大梁，能给你长脸的学生的。
在付玉波的身上还有一个令我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的场面，应该说是历久常新。1986年“六一”，中心校在中学召开全乡中小学田径运动大会，那两天付玉波身体状况不太好，在大会进行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他刚下了一项1500米长跑决赛项目之后，隔一个初二1500米项目，大会就通知初中三年级组3000米决赛的运动员到检录处检录。那会儿付玉波明显看出很难再继续坚持下项了，他自己也说下不了了，我们班决定只下一个运动员——当时在三年级组大约能排在第三的运动员。付玉波当时觉得很惋惜，不能为三年二班拿下那最高的也是最关键的七分。
当初二1500米决赛名次出来之后，他的弟弟付玉成拿下了二年级组第一名，这时他说什么也坐不住了，一遍一遍的说：“我弟弟都拿第一了，我差啥呀！这项我非下不可！”同学们劝他不住，他硬是下了。一心中学运动场的跑道一圈儿是200米的，3000米一共需要跑十五圈儿，同学们都为他捏一把汗，包括我这个班主任在内。当跑到第十三圈的时候，另一个班的决心要争夺冠军的运动员一看被他落得明显无法挽回局面了，一气之下当时就退场了。最后付玉波和我们班的另一名运动员包揽了冠、亚军。最后，我们班代表对以147分的总成绩夺得了那届运动会初中三年级组的第一名。这就是我们班的学生，这就是当时的付玉波，有犟劲，不服输。
那年中考，付玉波以不算理想的成绩考入了我们县职业高中，那在当时的考生里边应该算是比较理想的成绩了，但是他不甘心，回到中学重读，准备第二年再考一次，决心要上三中——当时的重点中学，又回到了我任办主任的新的三年二班。这以后，我们的师生感情更深了，基本上无话不谈。也就是在这之后，他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了一些了他上初中以来的磨难，我也比较全面地知道了他之所以没能考上重点高中或普通高中的原因。
那年冬季的一天，他家杀年猪，晚上放学，不知道为什么，他和他的弟弟付玉成迟迟不走。怕他们贪黑，爹妈惦心，就撵他们早点回去。他们看周围没人，才说他们家杀猪，请我去吃猪肉。那时我在打点屯儿住，离中学十多里地，离他们家少说也有二十四五里远，我怎么可能贪大黑去吃一顿住肉呢，就坚决回绝。可付玉波兄弟俩恰恰就说：“就怕你不去我们才哥俩在学校等着你……”实在没办法，我第一次吃了学生家的年猪，不但我吃了，临走的时候，她的父母还生拉硬扯地给我的老婆孩儿带了大约五斤重的一块鲜肉。
转过年开学，不知道什么原因，付玉波不再念书了，捎了几次信儿也没来，问他的弟弟，他弟弟也说不清为什么。自此我再也没见过他的面。
半年以后，也就是1987年的暑假开学上班的当天，学校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其中我们班住在团结村最西北的饶春强考上了，通知书捎不回去，没办法，上午十点多钟开完教师分工会议，我就骑自行车亲自去了离学校二十多里地的“西山”。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在我往回走路过宫家屯儿的时候，在屯子东边路边遇到了付玉波，他正赶着几头奶牛上东边的洼子里走。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我想你呀！做梦都想你。”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念了？为什就不能给我回个信儿？……又为什么不能和老师见个面儿？……”
于是，在那趟大树东头的树荫下，他向我诉说了再没到校读书的多方面的原因。具体的话我记不起来了，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家庭的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