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的记忆中，我是一个懂事听话的乖孩子。妈妈生我们兄弟俩，相差不到俩岁，那时家里很穷，只有过年才穿上一件妈妈缝制的家织布新衣服，才能吃上顿白米饭。我吃母乳不到1周岁，整天饿的直哭，妈妈用炭火给我熬一小铁勺子浆糊喂我。即使是这样，我们兄弟俩从未因吃穿争吵过，总是互相谦让，有一点好吃的，非得让爸爸、妈妈尝过才肯吃。小时候，大约3—4岁的年龄，就挎着爸爸编织的小篮子或背着小花篓去拾柴禾。那时队里春天都要穿栗树，大的栗枝子大人们都捋起来，队里统一分配到各家各户，我们兄弟俩就跟在大人的屁股后，拣很小的栗马子，一天也能拣一小篮子或一小花篓，晒干了，给爷爷冬天生炉子做引柴。在村里，我们兄弟俩成了别的小孩子学习的榜样。吃苦耐劳成为了我们收益终身的宝贵财富，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都会想起童年的艰辛。
每到秋天，栗叶黄了，我们就背上小篓，跟着同族的哥哥、姐姐们去拾栗叶子，那时哥哥、姐姐们都比我们大，他们能够把树上枯黄的栗叶子用竿子打下来，而我们却不行。只能拣拾被风刮到边沟的栗叶。整个一个秋天，我们也居然能够把院子里的小园子堆满很高的柴禾。那时农村的主要粮食就是白薯，晚饭主要是蒸白薯，在熬上一盆烂菜汤，全家也能吃的津津有味。睡在暖和的土炕上，真有点“自食其果”的味道。整个一冬天，都烧栗叶子。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们兄弟也生活在幸福的漩涡中，像两只小鱼在家的港湾中自由地畅游。
到了上学的年龄，那时我8岁，弟弟7岁，背上妈妈用做衣服剪下的布头拼凑的书包，背负着爸爸、妈妈对我们兄弟俩沉甸甸的希望，可以用一路走来一路歌来形容第一天上学的愉快心情。没有像现在孩子那样，初到学校非得哭上几天才罢休。那时的学校是复合式的，既有小学，又有初中。学校呈阶梯状，低年级的学生在上面，高年级的学生在下面。学校教室原来是庙，房梁上画着红红绿绿的东西，黑板就是把土墙抹平在刷上点墨汁。最初的时候，从自家带上小板凳，用土坯将木板撑起来就算是课桌。教室是用黄土垫的，地面凹凸不平。教室的窗户也是用纸糊的，冬冷夏热，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很高，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与树上的鸟叫声构成了农村清晨和谐的乐章。记得教室前有一棵很粗的榕树，每当春天的时候，榕树开满红花，毛茸茸的，飘落到孩子们的身上、脸上，荡起一片纯真的欢笑声。那时孩子们课余生活就是跳绳和撞拐，虽然单调，却充实了孩子们的生活，丰富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那时学习课程也不多，最初只有语文、数学，到了四年级才有自然、品德和历史，老师多数是工分加补贴的代课教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都很认真负责。孩子们学的都很勤奋，上个好学校，将来考个中专或大学，分配一个体面的工作，换个铁饭碗，是每一个农村父母嘱托孩子挂在嘴边的话。学而优则仕便成了农村孩子走出黄土地，跳跃龙门的唯一选择，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百分之几的升学率。
父亲学生时代是出色的，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中学——开滦一中，也就是陈景润的母校。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学停考，姥家成分高，被迫在农村务农，我们身上寄托着父亲的大学梦想。由于我与弟弟年龄只差一岁，我上学，弟弟非要跟着，爸爸跟校长说尽了好话，才让弟弟与我一同上学，在一个班上课，这也成了校园的一道风景。也许我们的身上继承着爸爸的遗传基因，加上我们兄弟俩比着学和爸爸的辅导，在小学就表现出比一般孩子的学习天分，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国办初中，在当时引起了不小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