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冬季，巴彦淖尔的天气特别的冷，风特别的硬。天空中，太阳象摇碎了的蛋黄一样混浊不清。阳光柔弱而散漫，让人丝毫感不到温暖。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更是冷，空气象冻结了似的，呼吸如吞咽着冰块。冷，彻骨的冷。这种冷是由里到外的冷。心头的一点热气，还没有到达脏腑，就消失的无影无踪。衣服非但起不到保暖的作用，反面象冰冷的凯甲吸去人身上的热气。
这天早上八时左右，我就早早地从七十多里地外的总排干工地起身了。我是回队里为队里那二十几个正在总排干大干的民工们取粮草的。完全是扯他妈的蛋，多少年想不起排涝，整整一个夏季也什么不干，寒冷腊月倒灯笼火把挖起渠了。真如老农说的那样：头疼碰柱子，牙疼咬豆子——要的就是那个劲儿。毛驴车“叽哩咕噜”在冻得邦硬的土路上滚动着。土路两边，由于多年折腾，严重碱化了的红泥地象瘌痢头一样，红一片、白一片，其中还残留一些枯黄的蒿草和麦茬正迎着寒风瑟瑟抖动。拉车的那头骨瘦如柴的老灰驴一路小跑着，好象劲头还是足。其实它和我一样，是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早一点结束这饥寒交加的痛苦跋涉。我也没有坐在车上，而是袖着手、缩着脖子，一瘸一拐地和毛驴一样并排小跑着。这倒不是我有什么“驴道主义”，同情它，可怜它，怕增加它的负担，而是冻得坐不住。出发的时候，我本来武装的是挺好的，白茬皮袄、栽绒帽子，脚上为了保暖，还特意在厚厚的毛袜外面又套上了一双毡袜。没想到正是这一点，让我吃尽了苦头——血脉不周，冻得更快，脚憋的生疼。……不管怎样，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回到生产队。但等我卸了车，把毛驴拴进棚里，给他喂上草料，天已是漆黑一片。
没有人管我今晚住在哪里，也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吃饭。因为漆黑的村庄里一个人也碰不见。说漆黑那真叫漆黑，不但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整个村庄连灯光都没有。我知道为了省力和省油，大家都早早睡了。已经到了文化革命的后期，白天促生产、晚上抓革命的大轰大嚷的热闹场面毕竟不多了，虽然运动仍然不断，但都是小打小闹，大家早已麻木了，早已失去了兴趣，晚上开会就更少了。况且每人每天还不到六两粮，实在也折腾不动了。没办法，我只好饥肠辘辘拖着冻得嗦嗦发抖的身子，象个醉汉一样，沿着横穿村里的一条渠畔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我们的知青点走去。
我们的知青点是建立在村子西头一条很少有汽车过往的公路边上。房子是白色的一排，一共是六间，原来两人一间住的满满的，墙上还有用红土子写有“扎根农村、改天换地”的字样，而现在大多数房间已空空荡荡。房间有的门窗败坏，歪歪斜斜。有的已经不翼而飞了，只剩下一孔孔黑洞，一幅破败景象。
站在属于我的那间还算完整的房子门口，尽管我心里明明白白屋里等待我的是什么，我还是机械地下意识地像收工回了家似地掏出钥匙打开了锈蚀的门锁。推推门，不动，原来是冻住了，不知谁他妈的给我往门缝里撒了尿。我使劲踹了几脚才踹开。
屋里和屋外一样，也是一片漆黑。我哆嗦着冻得已经麻木了的手，掏出火柴划着了一根上下照了照。屋里空空如也，行李在工地上，光光的炕皮上积着厚厚的一层土。粮食一粒也没有，柴禾也没有一根，只有水缸里有半缸水冻的铁硬。四周的泥墙上，有胡乱用烧剩下的木棍写的题词：“＊＊＊＊＊，苟队长”，“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永别了，我的青春，我的梦想……”那都是我走了的同学们留下的墨宝。
我呆呆地站在屋里，一时不知所措，心里是一片茫然。其实，有一个地方我是可以去的。那就是我的同学邢静的家。而她就住在隔壁，刚才我走到门口时，特意看了一下，她的门窗虽然遮得很严实，但从门缝、窗缝里还透出些许光亮。这灯光尽管微弱，但在这漆黑的夜里和我同样漆黑的心里，已是够明亮的了。但是，我犹豫着……那是因为虽然我们是一个班同学四年，又一块插队四年，但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平时虽然只隔着一堵墙住着，彼此咳嗽一声都听的见，却很少来往，也很少说话。尽管我们同样是“黑七类”子女，同样一次次由于“政审”不合格而回不了城。从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开始，全队十二个知青走的只剩下我们两个了。我们本应该同命相怜，相濡以沫，共同渡过这艰难困苦的日子。但我们没能够那样，因为我们那时才刚满二十岁，我们还是些大孩子。早在学校时期，因为她是好学生我是捣乱分子，我们就从不说话。文革时期我们是敌对的两派，见了更是怒目而视。下乡以后，由于没有了父母师长的管束，我更是成了野人，经常不断地搞些无聊的鬼花样，拿她开开心。……我曾经受人唆使，把一只甲虫装在空火柴盒里，偷偷地塞到她的枕头里，让她一夜不能入睡。我曾恶作剧地把香火点燃，用大头针把它别在一只瘌哈蟆的嘴上，再把它放进她睡觉的屋里，让那家伙一晚上不停地象人一样咳嗽，吓得她不住地哭喊、惊叫。我们曾为了增加一点政治资本，争夺一个入团的指标而互相诋毁，而最终让那个心术不正的团支部书记狗剩整的两败俱伤而谁也没有入上。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来往了。而我们当时在学校里报名插队时，十二双手是握在一起发过誓要“生死与共”的。刚下来那年我们确实是象一家人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喜气洋洋而团结互助，可那样互助共济的快活日子只过了一年。因为我们头一年安家费、供应粮、衣食无虑。第二年就不行了，我们成了真正的生产队员，每一块饼子、每一寸布头都得我们去挣。接下来矛盾就产生了。表面反应是成天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其实并没有大的原则问题。根本原因是差别，男的、女的、强的、弱的、勤的、懒的、咸的、淡的……（后来我相信了某个哲学的学说：人类永远无法实现平等和公平，因为人类永远无法消灭人的差别）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用目前时髦的话来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你想想，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正是发育的时候，苦又重，一个个饭量真是大的惊人。（许多年后，当我也有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儿子以后，当我向他说起我在他这个岁数，有一次糜米干饭连带山药葫芦大烩菜一顿饭整整吃了一洗脸盆时，我那儿子竟象听天方夜谭，惊得瞠目结舌。看着他那可笑的样子，我心里想：别看你小子现在挑肥拣瘦吃不下饭，如果让你一年到头见不上一个油花花，还得挨饿，每天还得挑十二方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