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摇滚乐声嘶力竭地去吞没冰凉的夜晚，莫名其妙地会想起那个女人，想起她十年曲折的命运，用“家道中落”四个字来形容实在过于单薄。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强烈的欲望是在今年夏天7月底时，一个炎热又停电的夜晚，人们坐在屋顶乘凉，孩子们则拿着灯在村口的小路上照来照去。他们在摸爬蚱，就是蝉的前身。一个三角钱，餐馆里做出来以后一个三元钱，孩子们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一晚摸20几个就可以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在屋顶数星星时，母亲突然领着四岁的弟弟回来了，她让我看着弟弟，已经夜里9点了，她要去帮那个女人，因为那个女人半个小时前一个人去地里喷洒农药，根据勇敢的孩子们说，她一只手举着手电筒，然后艰难地打药。高高的玉米杆总是让人心生恐惧，那条通向她家地里的小路更是少得鲜有人知，除了几个胆大为了摸爬蚱的孩子。
母亲自然不敢一个人去，她带着另一位邻居两个人一起去，帮忙给她照着灯。她肯定婉言谢绝，然而这样悲戚的夜晚，她却没有流露出悲伤，或许，她早已哭干了眼泪。明天四点半，她依旧要准时起床，半小时给自己的孙女，“女儿”做好饭，然后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去两里之外的邻村干活，像男人一样拉砖，推水泥，上午从五点半一直干到十点半，下午从两点半干到八点半，一天六十元。
她家的房子曾是全村的骄傲，不过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那座两层的瓦房显得如此的破败、苍凉，与周围的白色洋房格格不入。
已经很多年我几乎把她忘记了，因为她家门前那条路我已经很少走。去年的一个夏夜，我去商店买东西回来时，她正坐在大门口外吃饭，像大多数人家一样——为了凉快。我不太喜欢说话，看到闲谈的人们总是尽量地避开，或者很快地通过。她叫了我的名字，然后问我考到哪所大学去了？我们村里正在上高中的不多，屈指可数，我是其中一个，并且除了父母和我，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在读高几。我说我才高二，明年才高考。看了一眼她背后的门楼，内心不可遏制地用处一种恐惧感。
她的男人是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靠收购烟叶、棉花、辣椒在九十年代末赚了一大笔钱，一时门庭显赫。但他们当时有一个25岁的儿子和两个女儿。这个美满家庭命运的转折点就在他们最富有的时候出现。
我第一次在作文中用到“撕心裂肺”这个词是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因为2003年那个春夜，我看到她丈夫用粗粗的荆条抽打自己，跪倒在儿子的灵堂前哭泣，全村人都围在那里看，嫉妒他的男人们在一边偷笑，脆弱的女人们会忍不住泪水涟漪。他们的儿子死在2004年3月，以一个协警的身份被丧心病狂的卡车司机活活碾死，而这个身份，是他父亲花了三万块钱买来的，她男人抽打自己，大部分源于自责不该为儿子谋这样的一份差使。我对这场葬礼记忆犹新，因为这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豪华的葬礼，请了十六班唢呐，普通人家只能请三班或四班。棺材是最好的，而陪葬的物品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她男人把赔的十万块钱全部枕在了死去的儿子头下，大哥大什么的更是不在话下，我之前从来不知道我们那样的地方还会有盗墓这种事，但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终于见识到了，远远地。她儿子入土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们一个家族的人都跑到一里之外她儿子的坟前，那个用五千块买来的巨大的坟变成了土铺在四周，棺材里只剩下尸体和衣服，其他的都已被盗走。我是个胆小的人，没有像和我同去的小伙伴一样冲到墓坑旁边，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十里八村的人慢慢聚集…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夫妻两人不曾露面，九岁多的我也将这个家庭很快忘却，直到2005年，她男人终究想要一个儿子，虽然已经年近五十。他在一墙之隔的年迈无子的二叔家娶了一个来自几十里之外一个村子的寡妇，四十岁上下。她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用大粪把他新买的家具抹了一遍，并和她口中的“二婆”那个寡妇打了几架，所有人都会在背后悄悄支持着她，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事情开始有了变化，那个女人怀孕了。
她男人像宝一样侍候着那个女人，只为有一个儿子，可以延续香火。但事与愿违，那女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并且查出自己已是肝癌晚期，她的丈夫失望至极，跑出去了几个月。
那个二婆开始唤醒了人们的同情，但与生命相比，这些此时如此廉价。
2007年，那个“二婆”死的时候，我站在了观看葬礼的人们的最里层，不只是为了看她男人如何满含泪水敬了香，并洒了酒，更是为了抢桌上的供品——仪式结束后孩子们可以去抢那些平时很少吃到的水果。
她的男人依旧衣着光鲜，却不再去做生意，而是迷上了赌博，把那些已被岁月摧残过的家产败坏殆尽。
2011年的秋天，大概今天这个时候，九月底，她男人在被窝里安详地死去了，而地里的麦子还未播种…她男人死后的葬礼，我不记得也有还是没有，或者当时我正在县城煎熬地读者高一。我的母亲给我说这件事时，流露出一些叹惋。世事无常，谁预料得到。她的儿子曾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如今早已改嫁他乡，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跟着她的奶奶，如今已读初一。而那个“女儿”就是“二婆”和她男人的结晶，有时候会在街上遇到她，眼神游离，却没有悲戚。
我对这两个女孩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她们常常在村口，等待干建筑队回来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