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鲁迅先生有几篇文章要从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删掉了，于是惋惜者有之，叫好者有之，认为正常者也有之，正反双方或中立者都言辞振振。在思想或学术领域的关于是非得失的商榷与争执，这本来是无可厚非、再也正常不过的事，甚至有时语言尖刻也能理解，因为先生生前，对于这样的事，早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
在他生前，有说他“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的，有说他“以革命自负，仇视革命作家”的，有说他是“堂·吉诃德”的，甚至还有说他在内山书店是“日本人探伙的头子”的，可以说无奇不有。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多数均作了回击。
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底，在先生盖棺之后，他的论敌们便纷纷止戈了。这时有一位名叫苏雪林的女士，真可谓“特立独行”，她特地选择鲁迅先生去世之后再发难，向先生发起“挑战”，从大陆到台湾，半生“单向反鲁”，长达三十余年，直至一九六七年还将“反鲁”文章结集出版，并且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
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
对这位只比许广平大一岁且同在鲁迅先生当时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的苏姓女士来说，很多事情让后来的人们无法理喻：她曾是胡适、周作人等知名教授的学生，也是鲁迅先生的热情追随者。据说只因为（？）在女师大学潮事件中对校长杨荫榆的看法与鲁迅先生有分歧，于是怀恨在心，居然在鲁迅去世之后花了三十多年的岁月，专门“反鲁”，颇有些令人费解，然而也耐人寻味。尤为让人不解的是，她的言辞早已超出了政治立场或学术探讨的范畴：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1937年3月1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1966年11月7日完稿载《传记文学》，李玉真注：出处亦来自网络资料见东君所辑《鲁迅挨骂录》。除了改换字体，本文未作其他改动）
难怪有一些评论人员浮想联翩，认为是对苏来讲无非是女学生暗恋老师不成，恼羞成怒而怀恨在心，但怯于鲁迅先生的威望不敢表露，于是等到先生去世之后便不遗余力半生辱骂了。固然缺乏相关证据支持，但除此之外，本人也觉得没有更好的解释了。“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苏姓女士为了提升个人“看法”，加上了一个“大家公认”，事实反而说明，这些贬义词姓“鲁”远不如姓“苏”来得恰当。
时光荏苒，一九八〇年之后新产生的一些被称为专家学者的人，对鲁迅先生的研究，多以否定、把他“拉下神坛”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惜撇开他的著作，也不关注他所处的现实处境，只从他的学生或朋友、亲人当中去另辟“蹊径”——有的“研究”鲁迅婚后的生活，感觉许广平一个人里外操劳而无人陪伴、逛街，不幸福，得出鲁迅“暗恋”别的女生的结论；有的从他的日记中去寻找“蛛丝马迹”，“推断出”他与日本籍弟媳的“特殊”关系；还有的去“研究”他的工作报酬，说他既要拿国民党的薪水，反过去又要骂国民党，太不厚道，云云。尽管这些都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还是有不少的人津津乐道，辗转传播，进而在网上引出一片略显稚嫩的“街骂”级骂声，骂声中那些名词或形容词，斑驳陆离，但比苏雪林女士所用的还要低劣猥琐得多，有碍观瞻，此处实是无法加以引用。
按说在教材中增减某个作家的文章篇目，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高中语文教材版本达五六种之多，并非某个版本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影响更微，然而，随着捍卫观点伴生的，是对鲁迅先生新一轮的辱骂高潮。辱骂当中也伴随着对鲁迅先生的一些“理性”（仅指没有辱骂而言——李玉真注）的反驳：有的认为他的匕首、投枪类的作品不利于构建当今和谐社会；有的到他的入选作品的主题中去“发掘”原因，得出的结论是所选作品全是负面价值，一无可取；有的从鲁迅先生的“文风”入手，包括词句等，得出“不文不白，不中不西”的结论；有的从他的著述中断章取义，认为他“反传统，是传统文化的大敌”；有的从“教学”角度出发，认为他的作品“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结论；……。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也许在一些“反鲁”者眼中，我们的时代已经完美无缺，没有了贫富差异，没有了强权与不公，官员清廉，民众幸福，皆大欢喜，早已实现了和谐，因此，不该再让匕首、投枪类文字来扰乱这种“和谐”了。殊不知，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正是针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和谐或欠和谐而来的。杂文通过文字方式来针砭时弊，让强势者有所收敛，比起暴力抗法，不知哪一种更加和谐？正如口号里喊“教师光荣”，并不是教师真的光荣了，情形则相反，如果有谁以此为据，真的认为自己无尚光荣，那只能说——这里又要“搬出”鲁迅先生了——只能说那样的人未免有点阿Q。
其实，对自己的文章将遭遇的命运，鲁迅先生在世时就再也清楚不过。下面几则内容，也是断章取义，从他的几部杂文集中搬过来的：
《坟》题记：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的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的。首先就因为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