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羊城晚报》报道：一女子一天之内就放了三把火，把一座山丘烧得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事发之后，消防车和警车赶去救火，铐住了该女子。她告诉记者，她因为太冷，自己白天喝自来水太冷，所以就到山上烤火取暖。
我不知道，该女子讲的是不是事实，但我宁愿相信是真话，并且深为震惊而悲哀：在我们这个和谐的新社会，竟然还有人冷得熬不住要跑上山去放火取暖。即使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无论是唐朝的卖炭翁还是宋朝的林冲，一个也只是伐木烧点炭，另一个并没有斗胆烧掉大军草料场啊。
追本溯源，该女子的行为并非是她的原创首发，她只不过是在临摹前人和时人的行为艺术，手法不高明，临摹成了一件赝品，如此而已。
中国人素有异想天开的光荣传统，喜欢把一切都升华为所谓的文化：最博大精深的是“吃”文化，最酷的是“杀”文化，连厕所和口水也隐藏着文化，自然，“放火”也应该是一种文化，源远流长，光大发扬。
最古老的，可从天庭讲起，火德星君和雷公电母，放火是他们的份内职责，是由“奉天承运”下达的。而后，人间出现了燧人氏，钻木取火。
从此，放火就成了一门技艺，一种行为艺术，变成了某类人的嗜好和特权。
纣王享够了酒池肉林，面对党同伐异，于是在摘星楼放一把火，自行了断；秦始皇喜欢天下大同，于是坑儒焚书，只准流行一种方字一种声音；项羽造反革命，火烧阿房宫，表白自己的干净；诸葛孔明振衰扶汉，火烧赤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梁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普天之下，斯文尽丧；韦小宝失势争宠，于是火烧大明宫，结果死于花丛；朱元璋为求一榻之安，火烧庆功楼，烧死的大多是不甘沉默的冤魂；张献忠点火蜀中，造成四川人口凋敝，土地荒芜，后朝不得不大量移民，湖广填四川……中国人烧得尽兴，引得外国佬也来凑热闹，蜂拥而至，一把火烧光了圆明园；而后，日本又来疯狂地放了八年。
顺便提及一下，放火并非只是中国人的特长，外国佬也会放，水平也不差。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放火机构；古罗马皇帝尼禄，堪称最抒情的放火诗人，为了生动的描写罗马的大火，竟然把城市烧掉，而又栽赃到无辜的基督教徒；拿破伦的铁骑战火，践踏了整个欧洲；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开启了地狱之门……
对于放火，最经典的总结莫过于一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般人只会放火烧房屋、森林、土地、城池，但某些人更善于烧情感、精神、思想、逻辑、意识、道德、文化、人格、尊严、天地良心，烧得麻木不仁，烧得行尸走肉，烧得欢欣鼓舞。这种放火的方式奇特：或编纂史书，消除异端异见，如《四库全书》就是一次浩大的洗涤工程；或是展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狠斗私字一闪念，比赛表决心献忠心，在脑子里放火，先烧成一堆废墟，然后重新栽培钦定的意识植物，全国山河一片红，领袖是一唱天下白的雄鸡，没名没姓的人民群众就是一枚枚红旗下的蛋。
好玩的是，放火者却不允许别人点灯，只准捕捉虚无飘渺的萤火虫，自己放大火，把别人烧死，然后表彰为“在烈火中永生”。好在普罗米修斯是没有国界的神，不听令于“奉天承运”，时不时也把火把扔向普通的中国人，鲁迅接得最稳最准，传承者逐日递增。在今天的网络世界，火的生成与传递更加灵便，每个网民都有机会擎着自己的火把，减弱黑暗，照亮人生。
19世纪的美国作家霍桑，写有一篇小说《地球上的大燔祭》，惊心动魄，意味深长。讲的是某个时候，这个广阔的世界积满了陈腐的垃圾，拥护不堪，以致居住在这世上的人们决计将它们付之一炬。在巨大的火舌之中，被焚毁的，有报纸、枯叶、盔甲的纹章、名门望族的顶饰、题铭、家谱、绶带、衣领、徽章、封号、特许状、紫袍、皇冠、金球、权杖、贡品、酒桶、佳酿、茶叶、咖啡、烟草、钱包、钞票、情书、香水、假牙、债券、玩具、文凭、药品、藏书、布道稿子、行为守则、肖像、绝望的心、笔和纸、玉器、军需品、刑具、法律，等等。唯一不能被烧毁的，是一册《圣经》，反倒由于烧掉了带有人类瑕疵的指痕而愈加纯洁。最后的结局，是一个陌生人指出，这统统没用，因为“人心”还在——这世界还会是老样子。
霍桑是个伟大的寓言作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心灵寓言”，他的忠告可归结为——人心才是最需要照亮的黑暗之地。
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换一种说法就是：烈火燃烧的地方不仅在地狱，而且也会漫延进天堂。
我更关心的是，中国人喜欢胡乱放火的德性，什么时候才会收敛一点。
200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