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而今眼目下，仍然还有不少人喜欢这样的人生哲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样的人往往会被认为是“会来事”，办什么事也都会顺溜，做到游刃有余。而一些坚持原则，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人，却大都会被认为是“书生气”太重，不会来事儿，而让很多人所不喜欢，甚至还会被看作是异类，受到不应该有的排斥。
但事实上，历史上受到尊重的，又往往是那些不会来事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生气”太重的人。屈原不会趋炎附势，在那样一个时代，应该算是“书生气”非常重，不被认同，报国无门，所以最终只会选择投汨罗江而死。不过直到今天，每逢端午节，我们都还会纪念他，这一天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法定假日；还有太史公大概也有太多的“书生气”，他宁愿遭受宫刑，也要发奋修成《史记》，成为史家之千古绝唱；诗言志，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郑板桥，也可以说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由于“书生气”太重，这些人大都不愿意放弃原则和操守，也因此成为了后世景仰敬佩的先贤。“书生气”太重，惹得一些人不待见，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顽疾，这很难根治。不过这些“书生气”太重的人，虽不被大用，却能给后世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这倒颇能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要叫“书生气”，这是不是与读书有关？这个我没有考证过，在这里自然不便妄断。不过少时读书，没少听到把人读成了“书呆子”的故事。在我的老家，我有一个堂舅，书可是真的读了不少，据说《毛主席语录》，也可能是《毛泽东选集》他都全部背得。我那时读书算是比较用功的，可真要背熟一篇课文，还是要费很大劲的。因此听到我的这位堂舅能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者就是《毛泽东选集》，我就觉得不得了了。我不知道堂舅是不是“书呆子”，但现在看来，肯定是有些“书生气”的人。我记得他的体力不太好，可他却偏偏选择了去背生意，找副业。我记得他每次只能背五六十斤，能够有一块多钱的报酬，大部分要交给生产队，这样才能给记上工分。那时候，不少人都是出工不出力，可堂舅干的就是实打实的，现在看来还真的就是“书生气”十足。这样看来，“书生气”最先应该是从读书人那里来的。
不过，我对这“书生气”倒是情有独钟。我觉得一个人读了不少的书，却没有一点“书生气”，这未免会让人失望。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怎么说也有十好几年的光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吧，读的书应该不能算少了，要是散发出来的还不是“书生气”，而是散发出非常市侩或者势利的俗气，这就不好了。在一些场合，不经意间会听到有人对某人进行评价，说这个人什么都不错，可就是“书生气”太重。这话我听不出来是批评，当然也听不出来是表扬，听过也就过去了。但有时也难免会想，“书生气”有什么不好，莫非不要“书生气”，倒需要匪气十足才好。我以为一个人文质彬彬，温良恭谦让，坚持原则的“书生气”，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有更多的“书生气”。
我坚信，书读得多了，就会多些“书生气”，这是受教育的必然结果。否则只能说明我们的教育做得还不够好。现在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知识分子已是越来越多，这样“书生气”肯定就会越来越浓，“书生气”多了，坚持原则的干部就多了，崇尚科学的干部就多了。而那些动不动就把老百姓的利益不当回事，匪气十足的干部肯定就会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的太需要我们的干部都有“书生气”。到时候，我们评价一个干部，或许就会这样说，这个干部什么都很好，因为在他身上有太多的“书生气”。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