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得罪实在难言。闹大旱河断流水井枯干，又飞来蝗虫遮满了天。本来想种芝麻能把蝗虫防范，谁想到大豆虫又闹秋天。汤恩伯派来了兵抢光了米面，只剩下草根树皮实在难咽……”这是文革后期我们大队宣传队所编的控诉旧社会的一段唱词。记得是用豫剧中的“苦二八板”唱的，我当时在宣传队是敲锣鼓的，隐在后台的我每每听到演员那如泣如诉的演唱，心中就会生出无限的伤悲和极大的愤慨。唱词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家乡，距电影《一九四二》中的延津县只有一百多公里。
我的家乡在豫西丘陵地带的一个山坳里，听奶奶说我们那里的人从祖辈就传下一种规矩：人穷志不能短，渴死不逃荒，誓与脚下的土地同生死共命运。奶奶说，四一年那年冬天就开始干旱了，我们村仅有的那条小河就已经断流。我们那里的水位本来就深，十几米深的水井也慢慢枯干。冬小麦本来发芽的就很少，到四二年的春天又干死了不少。为了给小麦浇上水，村里的保长挨家挨户要钱挖井，可挖出的水仅够全村饮水之用。所以，等到麦子快成熟时，麦田就像生过疮的疤瘌头，一片枯，一片荣。就在这时，蝗虫来了。奶奶说，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蝗虫。蝗虫飞过时就像天上的云，黑压压一片，把太阳都给遮住了。蝗虫过后所有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
没有了收成，很多家都断了粮，有余粮的人家，也是把剩余的粮食和着晒干的榆树皮、茅草根混合在一起，磨成面做窝窝头吃。我们有个邻居，奶奶叫她三婶，是一个孤寡老人，吃了几天树皮就拉不出屎了，她就到地里抓了好多蚂蚱回家煮煮吃，吃了蚂蚱肉，果然大便通畅，人也有劲多了。此消息无胫而走，人们纷纷到地里抓蚂蚱吃。谁知，就在奶奶的三婶吃了蚂蚱第五天的早晨，她又到地里抓蚂蚱时，突然被飞来的蚂蚱围住。奶奶说当时她就在现场，三婶身上的蚂蚱就像蜂箱上的蜜蜂，密密麻麻，里三层外三层，只一会功夫，三婶的脸和脖子上就被蚂蚱咬的鲜血直流，闻讯赶来的村民把蚂蚱驱散后，看到三婶的脸上已是血肉模糊。村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呆了，以为这是吃蚂蚱得罪了蚂蚱神，再也没人敢吃了。本来是该消灭的蝗虫，却被村民们封为神灵，天天为它们烧香磕头。
辛苦半年的麦子几乎绝收，而天也越来越干旱，地都裂开了缝，村里的榆树皮都被刮光了，村民只好挖榆树根吃。我爷爷当时在开封一家饭店当厨师，常常从城里买些粮食偷偷带到家。上半年我奶奶的三个孩子倒没有受太多的苦。可自然灾害的加剧加上日本鬼子在开封的盘剥压榨，爷爷所在的饭店也开不下去了，爷爷只好回到了老家。这样一来，我家也陷入到了吃草根树皮的行列。
小麦被蝗虫一扫而光，人们把丰收寄托在了秋季。村民把麦地翻耕后都种上了芝麻，他们以为芝麻杆和芝麻壳都比较坚硬，蝗虫无法下口。谁知当芝麻长到一尺高时，却生了大豆虫。奶奶说，由于干旱，芝麻本来就发芽的不多，豆虫爬过，田地里除黑糊糊的虫屎外就什么都找不到了。后来，豆虫在地里找不到吃的，就越过路面向村民的家里涌动。奶奶说当时的豆虫满地都是，绿莹莹一片，有时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民们彻底绝望了，由于吃树根和树皮，好多人都出现了水肿，村里开始有人被饿死了。一些年轻人就想外出逃荒要饭，可长辈们都不同意，说自从祖先到这里落户，从来没有发生过逃荒要饭的事情，不能丢这个人。于是年轻人就想去抢大户，又被长辈阻止了，他们认为大户家的地和粮食也是靠人家几辈人辛苦攒下的，去抢人家等于是强盗行为。后来在族长和邻村几位长辈的说服下，几家大户开仓放粮，等于是借给村民的。他们相信，大灾之后必是丰年，来年一定能还上的。可当村民扛着借来的粮食刚刚回到家，一帮军人就进了村，到村民家里翻箱倒柜，见到粮食和值钱的东西就拿，说是交军粮。奶奶说那是汤恩伯的部队，连土匪都不如的部队。
天灾加上人祸，村里死的人更多了。我的爷爷回到家后也跟着大伙吃树皮，由于水土不服加上肠胃不好，没几天就感到肚子胀痛，大便不通，吃了村里土医生开的土方也不见好转，肚子越来越大，也不知叫什么病。没几天人就命丧黄泉。爷爷死后，奶奶想为爷爷做副棺材，可人们连走路的劲都没有了，谁还有心思给你卖劲。最后只有草席一卷，卸下家里的门板，把爷爷草草的埋葬了。1984年奶奶去世，打开爷爷的坟墓时我只看到在泥土里的一架白骨，其他什么都没有找到。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村还有很多。
以上的故事，是在上世纪文革期间忆苦思甜的运动中奶奶对我讲的，当时讲了很多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几乎被埋没。现在想来有点后怕，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尤其是对生活在优越条件下的年轻人，绝对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所经受的一个个苦。在我们享受着今天美好生活的同时，我们必须痛定思痛，正视那段历史，了解、警醒、不忘却，我们才能珍惜今天生活，才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