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闲来无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傅雷家书》挑灯捧读，倍受感染之际，不禁回想起有关家书的历历往事，回溯起自己的家书发展史。
初写家书，是在1981年那个风萧萧、雨霏霏的秋天。当时，我14岁，刚刚考取霍邱师范，平生第一次只身在外。远离慈祥的父母，面对陌生的环境，操持琐碎的事务，倍加思念家中的亲人。于是，铺开纸质粗劣的信笺，记述大大小小的事件，将浓烈的思乡之情连同点点滴滴苦涩的泪水，一股脑儿装进信封交给远去的鸿雁。此后，寒窗三载，春秋几度，究竟写了多少封家书，收了多少封回信，已经无法精确统计，但千真万确的是，对老杜“家书抵万金”的诗句有了最深切的体会。
1984年，我师范毕业后回到母校龙潭中学教书，回归了与父母朝夕相处的状态，有好几年时间无需动笔写家书。直到1991年，我调入霍邱县委办公室，再次别离双亲，则又开始了家书话衷的时光。只是其间，家书的形式有了质的变化，打电话替代了写信。那时候，我在县城打电话已经比较方便，但老家的住宅上还没有安装电话。好在我家附近的单位里有一部手摇式电话机，我就经常打到那里和父母通话。这样的“家书”，能够听得见声音，交流更加直接、更加快捷，不知比写信好了多少倍。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变化，随着父母进城、儿子长大，我的家书发展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儿子在六安一中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父子俩都用上了手机，“家书”基本上演变为手机里的对话。关于儿子学习上的得失、生活中的甘苦、心理上的压力、人际间的关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交流，直说他个滔滔不绝，说他个心心相通。有时候，父子俩还会用手机短信充当书信，掏出心窝里的话，三言两语瞬间送达，倒也能传递阳春三月般的暖意。
去年，儿子考取安庆师范学院以后，我的家书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儿子的寝室里装有固定电话，口袋里揣着新款手机，通电话也罢，发信息也罢，都十分方便。我还给他买了笔记本电脑，隔三岔五地通过QQ和他聊天：打字聊、语音聊、视频聊，不一而足。父子俩虽说是一个在淮畔老家，一个在江北古城，远隔数百里，但一上网，彼此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天涯咫尺，好不舒爽!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从书信到短信，从电话到电脑，短短几十年，我的家书在载体上确有天壤之别，这种飞跃让人惊讶。可是再仔细想一想，就感到不足为奇了。家书的发展史实际上包含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内，而新时期以来，举国上下哪个领域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呢？家书的演变，是整个时代快速发展的产物，它犹如一朵晶莹的浪花，折射了改革开放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