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一直是中国子民的骄傲。
美国人很失落的也就是自己的民族文化浅得只可湿足，他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打造“好莱坞”，让他成为某种民族精神的蜂王浆，借以释怀经济大哥却是初生婴儿的尴尬。
可见文化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向驱动器，它的沉淀和底蕴永远是民族土壤中的灵魂种子。美国再发达也只是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暂时幸运而聪慧的孩童，吸取了其它民族文化中最好的奶水罢了。
然而，作为中国子民请不要高兴得太早，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有着她自身最大的黑洞。
首先，中国文化可以归纳成两个字，那就是“道德”。
何谓道德，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实施的一种软约束。纵观中国的文化结构，道德一直是一根螺旋形的主心骨。由于人总是活在希望之中的，所以道德也就以善作为精神的终极指向。善约束着道德，道德约束着人。这种文化结构显然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政治轨迹和社会秩序，这对人类谐调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孔子是这种道德结构的完美缔造者。儒家的文化精髓说到底就是用道德的的祭品去供奉神灵，而这种神灵其实就是披着道德睡衣的权力，这当然是统治者们最喜欢披的，这样的道德它传达出服从的芳香气息。
作为儒家思想的缔造者，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天地君亲师”这就是最为典型的精神链条与人格坐标。今天把这种道德放在历史的滤镜里，我们不难发现，这只是一种软法律的精神渗透，是精神上的法律疫苗。
四书五经，是梳理整个文化的铁梳。譬如《大学》教人的目的在于让人明白“仁义礼智信”这些美德的含义，在于革除原来的恶习而有维新振作的气象，从而最终达到善的境界；《中庸》主要提供了一系列的道德套餐，通过具体的道德来限制人的行为，“用德化民，易如鸿毛”，用道德来教化百姓。所谓“中”，即指情感的没有任何偏向。如果这种情感能自然的表现出来，便叫“和”，中庸之道就是中和之道。中和之道，就是恰到好处。然而正是这种中庸，让中国的文化结构派生出古典的机会主义，也成为现代版本的中正路线，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为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副面阴影与消极页码。
春秋战国时代，本来是中国早期的新型民主时代，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可以为中国的文化结构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与活力的，然，这种早期的民主现象因触及到政治的胡须而只有夭折，这些活力的元素本来可以改变中国文化的结构与走向的，是一大历史的遗憾。
让我们对照一下西方的文化吧。西方的文化结构说穿了也是两个字，那就是“解放”。
与春秋战国大致对应的那个时代，整个西方已进入了自然哲学的发展阶段了。它们研究的不是传统的道德，而是自然；思考的不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而是社会的横纵发展。
早期西腊的自然哲学不是在探讨中和之路，而是直接从自然中探索现象的统一基础，寻找事物存在和生成的质料。
应该说孔子的思想也属于哲学的范畴，可惜的是他所传达的这种哲学气味更多的浓度是作用于道德观念上，对人及所谓“仁义礼智信”的人性的研究本来也可算是哲学上的一个分支，然而这种道德不是注重对人性的解放，相反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制约。这便让中国的文化结构出现了三大黑洞：科技；反抗；人性解放。
西方的文化结构挂满的是哲学的铃铛，而中国的文化结构则是挂满着道德的病历；前者文化的结构之树千姿百态、枝节横生，而后者的则树干突兀、瘦削孤零；前者是解放的旌旗，后者是约束的教鞭。
由于哲学是直接研究知识与人这两方面的问题，这样，西方文化结构理所当然的便向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本质及其最一般规律的认识发生发展而渗透而挤压了。
苏格拉底（公元前468——400年），这位出生于雅典一个手工者家庭的“教师”，也曾主张德性，他提出“德性即知识”的著名命题，因为有了知识，懂得了是非标准，一切勇敢、节制等行为和品性才能有正确的理性心灵指导，也才可具备德性。
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测到这种德与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德的质的区别之一：那就是反抗与顺从。苏格拉底的德是为了获取心灵的指导，而孔子的德则是为了博取政治阶层的秩序。苏的德并没有叫人怎么做，而是尊重人性的心灵，提倡勇敢节制；而孔的德则是行为与心灵的教条，告诫人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是西方文化结构中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哲学治国，而不象中国的儒家学者那样主张以德治国，显然前者是个大范畴，而后者只是个小标本。道德究竟是什么，以什么作为标准，这要中国的文化结构中也只是笼统含糊的个人意志的想象罢了。
知识是文化结构中最直观也最重要的一种，是被哲学研究的对象。故此，文化结构也可以看成哲学体系中的根系。由于中国所受的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潮影响颇深，这便让文化结构中那三大黑洞充公显影出来。
科技落后，除了古代的四大发明外，便真的只剩下四大皆空了。地球被“称量”、电磁波、原子弹、DNA、克隆、悬磁浮、芯片、纳米、网络……这些现代文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不奇怪，早在西方的毕达哥拉学派的无形体本原学说中，就阐述过对立与和谐了。也就是今天所讲的矛盾与统一，这是所有文明存在的地方。这一对立与和谐直到作用于近代的科学之父——爱因斯坦完整的相对论，可见文化结构中道德只是一个极小的方面。假若西方的文化一直受所谓道德论的影响，那么克隆羊也许会视为另一段现代版本的神话：某某仙女投胎到羊腹之中了。
反抗，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一直被安贫乐道和认命所取代，万不得已时才充当起革命的角色。在中国的朝代更替中，很少有读书人、大学者去组织革命的，这显然是受到中庸的影响，前怕狼后怕虎，一直是中国文化人的写照。另外认命也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一种封建迷思。这样，就失去了人的能动性，认为主宰着一切，所以不见了反抗，反多了顺从。这里就拿神来说吧，中国的神与外国的神也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前者是供奉，后者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受难，这个例子不难发现，屈从是中国文化结构中最可笑的黑洞。
说到人性解放，这就要讲到个人意志。德国哲学家尼采，强调强力意志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是我的表相”，当然